摘要：
 信息对称体制、信誉评估系统 、信用技术与管理构成信用经济3大要素，3者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一个信用社会系统。 

关键词：信息对称、信誉系统、信用管理与信用技术、信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第一章 基本概念

 第一节 信息对称理论和信誉率滚动运动理论

 市场存在着道德风险和技术风险，这是不以人们意识为转移的永远客观存在。如何建立向完全、成熟的市场条件过度的信用信息对称体系，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建立发达的信誉监测、评估、分析、判断的基础，也是信用经济的基础，关于如何建设这样一个信用信息对称体系，它主要涉及到关于信息对称理论和信誉率区间滚动循环运动两大理论体系，下面就这两个理论作一些初步地介绍。
 信用经济学里有许多概念，这里将它们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信用的经济基础概念类：信息和信息对称、诚信和反诚信、借贷和交易、信用技术、信誉，等等；另一类为信仰、风俗习惯爱好善良愿望、信用关系、信用制度、信用评估体系，等等。构成一个信用社会主要由这两大类构成。其中信息对称、信誉系统、信用系统与模型是建立信用社会的基本要素。
 关于信息对称理论主要有：信息是不可能绝对对称的，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信誉率阶段被主观假设可以相对对称；只有通过不对称并假设相对对称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现价格，才有稳定的信息对称管理和信用使用效率、效益，最大限度地克服道德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技术风险。信用经济关于道德风险和技术风险认为他们之间不是静止的，在一定条件下而是相对可以转化的；这就涉及到关于信誉品质的稳定区间分析，也就是信誉滚动运动理论。
 关于信誉率滚动运动理论，主要有信誉率不完全与信息对称、信用对称率相同，显然信誉不是过程，而是结果，而且是信息对称、信用对称的结果，是指信息、信用对称的成功率，或者叫信息、信用对称有效率区间，信誉率区间是滚动，而不是静止的。这个区间范围基本上处在［0，1］，在这个大区间内又分3个小区间［1，0。382)、［0。382，0。618)、［0。618，1］。在这些个区间内，外部信息对称与内部信用管理呈一致的变动方向，即内部信用管理越往高区间运动，外部信息对称准确、有效率越高，而信息对称范围相反却越缩小。当信誉率区间处在第一低阶区间时，信用管理是有空间的；在第二阶区间时信用应该是自由的，不需多少信用管理；在第三阶区间时，信誉是完全的，但垄断却是不可避免的，信息对称可以不存在，但信用管理成本却提高到最大程度，但这个区间往往信用的对外选择性被封闭。为了追求更大利润，必须扩大信息对称空间，从无知向知的空间过度于是开始信息对称的滚动循环，又从1向0滚动，为了竞争的效率，必须维护秩序，又再从0向1周而复始，市场就在其间运动循环着。
 在这个区间内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道德风险在低区间大量存在，相应地技术风险也广泛地存在，在信用高区间，道德风险被无限地可能消灭了，但技术风险也因此而被无限可能地被消灭了，说明二者是一个依存度十分高的正相关关系。这也从反面映证了高风险、高利润这个道理存在着十分确切地理论事实。
 就信用信息对称现象还有一个问题是，当两个对象对称的范围和精确度使对称率为1时，两个实体可能合并重叠为一个，这时的信息对称为内部对称，表现为内部管理，因此叫信用管理反之，在1之外，表现为外部对称，是两个不同的实体之间，因此叫信息对称。
 信息对称在自由经济体系里，多为没有整体目的的、自发的、自由选择对称，在自由色彩不重的环境里，目的性使然，多有强制的对称。换一句话说，为了垄断效率多是强制性对称，而一般效率则多表现为自由对称。在自由和强制性之间，刚好社会对称度处在信用率（0。382，0。618）之间，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否则是一个取消了自由、没有交易的计划对称、内部对称的封闭体系。而处在低信誉率区间，则是一个需要建立一定效率型对称关系的社会。显然，目前中国是需要的。信息对称是社会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的基础，对于许多需要特殊管制的行业当然更是基础的基础，比如金融体系，其他信用道德风险高的领域。
 信用信息对称分系统内部对称和外部对称，广义地讲都叫外部对称，一般来说，同一个法人机构内部对称叫内部信息对称，被称为信用管理；不同法人机构和不同自然人之间的信息对称叫外部信息对称，被称为信息对称。信息对称一般指横向要素之间，但同一个要素，在不同的历史上的对称，也叫信息对称，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既有初步的现象相似，也有核心的品质相似，这都叫信息对称。研究横向的对称交换主要是为了研究纵向的信誉重复率，也可以叫作信誉对称率，反之，信誉的重复概率研究是为了判断信用的风险和盈利。横向和纵向的对称都可以形成信誉。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外部对称一般指经济利益的交易和交换，而内部对称则将这个赢利的可能与过程放到下一个目标，自己暂时还是没有经济目的的交换、供给。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往往内部信息对称不是问题的重点，但内部的信用管理与成本则是对外成本交换的依据，重点的社会信息对称领域肯定是与外部交换信息特别多的领域，这些个领域特别容易爆发诚信道德危机。

 第二节 信息对称理论的实践运用

 信息对称理论运用到信息对称管理，主要涉及到政府（立法）、供给信息方（或采集方）、经营方、客户，具体包括信息采集、认证、替换、更新、退出、时效、实效、分析、判断、交换、交易、监督、管理、信誉记录、分析与判断、纠错、赔偿、处罚等环节和内容，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职责和权限。
 首先关于采集，涉及到采集（或供给）者资格问题，一般采取采集与经营分开的原则，对于采集和经营，政府不能参与，只能是立法、监督，不能既是立法、又是信息供给者（或采集者），还是经营者，这没有必要，政治上也有风险，实行企业化经营，并且是有偿经营，市场化经营，许可证经营，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澳大利亚和美国是这样的经营体制，但为了防止垄断，澳大利亚有两家较大的经营机构，美国是5家较大的机构经营。关于经营者的行业准则主要是信息保密、合法经营、保障隐私等问题。这方面在司法实践和经济利益上的对立统一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在信息对称管理和保护人权隐私方面是处理得较为先进的、和谐的。
 对于信息交换，不同机构提供的信息，交换信息一般有严格的信息真实、有效、更正、核实、校正、更新、取消等约素，对信息使用者有使用范围、对象、权力、义务，时间、时效、实效等约素。
 对于信誉经营者往往有信息留底、信誉品格分析、判断等，多与客户签定较为长期的固定的信息交换协议，才有稳定的经营，有稳定的经营才有可能有利于管理、分析、判断，才有权威的价值体系判断。信誉是通过信誉的历史记载才形成品牌价值。信誉对社会资源组合除利益以外具有再分配的作用，比如引导、调剂、指示等，信誉的附加值是市场经济自由选择前提下的一个公正、公平的重要的价值来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品牌经营，是建立在信用经营之上的继诚信经营之后的第二信用衍生经营。
 信息对称系统的建立，必须讲求相同行业、地区、对象上需要统一归口、统一口径、统一协调管理。一个行业内部、关联性行业要统一归口，不同行业之间注意信息及时交换，不能各自为政，影响效率，也使信息对称系统达不到相应的阻吓、惩罚、报复效果。比如不同地区银行之间，信息如不能统一和交换，甲方在一个地方犯罪，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诚信的信息对称和不诚不信的非对称是一个完全的、充分的博弈市场，其中博弈的主要对象主要是时间差、空间差。另外这个特殊的行业从效率出发，也必须讲求归口与统一，譬如，几个相同的行业如果是跨地区的不同，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对称系统，就象到一个城市没有必要修建几条铁路轨线一样；不同的行业也要根据关联性尽可能建立统一的互动的信息系统，比如，一个不交电话费的人很可能在用水、用电上犯同样的非诚信错误。建立一个有效的信息对称体系评估这种统一性、效率性、关联性、协调性是奠定在一定评测系统上的，不是任意的、非科学的。
 这就是说信息对称使分割、分裂可以无限地延升下去，但信用管理却又使内部统一成为一个无限的可能，这是一对典型的信用关系，到底这个对立与统一处在什么区间好呢？显然二者的比例从0到1之间还是（0。382，0。618）区间最稳定，这样信息对称使道德风险降到最底，反过来，也使技术风险达到最低，信用这这个状态下最和谐，信用才达到最大的效率和效益阶段。运用到信息对称系统建设的时候，就有如下结论：
 但另一方面信息对称系统不能泛滥，不能任何行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评估关联性、盲目地使用信息对称体系，这样容易低效、泛滥破坏市场天然的自由度，这样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稳定的和谐社会。因此，对于开办信息对称系统，既需要有一系列科学的评测体系，也需要有一定的职责、范围、权限审批，在立法系统尚没有建立有效的运作体制前，建议建立跨部委的专家委员会，论证核实是否需要。在澳大利亚由于议会严格审核这一权限，比如前几年，对于将驾驶证企图升格为身份证都被认为有可能侵犯人权而取消了。中国却大张旗鼓地宣布建立个人信用身份证，这当然是令人羡慕的立法环境，也说明信用问题，一方面是非诚非信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对基本的信用经济秩序的破坏，也就是技术风险，都发展到一个十分低的信誉率区间。效率在呼唤秩序，制度在呼唤建设。
 当然，对于商业，没有效益的市场，大家自然不会去经营，而有效益的市场，是不是完全无条件放开经营则显然是一个问题，特别是这个行业容易违反人权、破坏人的隐私，非法经营，这不是一个经营者单向自我选择、自我淘汰、自我约束的问题。有许多部分是属于公益部分、公共权力部分，需要市场、立法机构、经营者完全博弈竞争，稳定一个合理的、和谐的系统关系。
 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如果主要的经济领域、重要的行业建立了这样的信息对称系统，这个社会主体的诚信构架就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没有必要每一个系统、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区域都去建立。一般集中在司法犯罪领域、经济领域、国家安全领域、自然灾害领域、少数社会风气习惯善良愿望领域等5大部门。这些部门是否有必要建立信息对称体系，如何建立，运用信誉率滚动运动理论，该理论既可以运用到微观个体分析信誉品格所处区间位置，也可以运用到宏观区间范围分析信誉所处区间。运用到宏观，从横向上，可以从宏观上判断这个领域是否处在低信誉率区间，如果是这样，就具备了从经济角度建立信息对称的必要；另外，运用到微观，从纵向上，对于分析个体信誉素质，信誉率滚动运动理论也是一个测量品牌价值的主要指标。

 第三节 信用与风险

 风险在信用经济学里，分道德风险和技术风险，一般而言，对于某个特殊对象，非此即彼，相对于一般社会平均风险而言，如果是可以解决的，叫相对风险，否则叫绝对风险，相对风险一般叫道德风险，绝对风险叫技术风险。但即使是绝对风险，通过资本组合技术还是可能被解决的，或者通过大数定理无限可能被解决的，广义地来说，也叫相对风险。这就是说，风险概念是一个与社会平均道德状况和信用技术能力正相关联的，一个社会信用平均水平越高，信用经济的发达程度就高，反之，则低。显然，这与生产力领域的科学技术风险是一个不同的概念。相对风险、绝对风险又分道德作为和不作为风险，或者道德反作为、反不作为风险。分析判断不同的风险对于科学地认识风险体系、信用信息对称体系是具有十分的意义的。诚信的道德风险通过制度安排理论上是可以规避的，诚信的技术风险只能通过“组合利润、分解风险”的资本技术，包括资本大数定理组合与分解解决。
 什么样的风险是可以撤消的、替换的、更正的？什么样的现象、频率需要上升到进行性质分析，比如多次偷盗是否可以认为是惯偷？这就是关于信誉品格的分析，也就是品牌的分析，这方面建立在信誉率滚动运动理论之上的品牌价值判断理论包括：几乎没有主观上的道德风险设计；对客观地技术风险，信誉储值具有优势地赔付能力；保证恒定的历史和稳定的品质。这是与信用信息对称体系建立必须配套的信誉价值理论。没有这些理论，就没有一个自由市场的品牌，也就没有基本的秩序和效率、效益。
 建立信用信息对称系统，不光是为了克服道德风险，主要的是为了建立科学的、真实的、可靠的社会化信用数字模型，运用到自动化的效率管理、监控、监督上，提高克服技术风险的能力和水平，这是信用力科学的使命。总之，没有科学的、完备的信息对称系统，是很难建立一个领域的信用模型，至少这个行业信息管理是否能够自动化，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现代经济大量的信息化、现代市场的大量技术风险被科学化技术解决，是与科学的信用信息对称体系分不开的，这些方面最突出的大量精算模型的建立，比如保险领域、货币与gdp增长之间的数学模型、货币定价（兑换率和利息率的数学模型）、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模型等等，每一个模型的建立，都必须要建立一个科学的信息对称的基础工程。这是多么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作为，怎么可能被任意的、盲目的利益化。作为一个耗了近20年的精力才创立了具有完全自有知识产权的人，这是多么地痛心和失望。只有一个社会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发达信息对称系统之后，这个社会的信用数字模型管理、信息化管理才具备了相应的基础，信用力水平才可能有所提高和突破。
 从这个意义上，信用不是完全等同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二者结合的所谓生产方式，是自成一体的信用力，是与生产力平行的一种组合、分解力，是一种处理对立与统一的和谐区间运动力，同样有经济效率和效益，同样有值得研究的科学技术。在西方资本主义之后，我们相比较而言，一个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局限的市场不断地被这样那样的小农经济、权力经济、非市场经济因素阻碍，使社会发展难以产生这种控制力、层面力、关联力，更难以衍生、延升、扩大这种力。
 这种力产生的市场环境主要包括：1、没有多少人为地阻碍，使自愿、双方都认为有利的交易充分地发展；2、并且生产力的阻碍也在相应地被克服，使资本、土地、劳动力可以充分地自由流动，而信用、信息、知识又完全可以自由地配套，这样，信用组合与分割就不断地具备了利益最大化的博弈可能，于是信用力就具备了类似于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环境与可能。从各种现象、概念中仔细地分化出来，发现信用力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是一个经济学划时代的科学突破。
 在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资本主义概念里，恰好文艺复兴后的资本主义从思想上、科学技术上更大范围地产生了使这种力得以进一步发展的自由空间，这样的力，被马克思说成是资本“惊险的一跳”，其实是信用的“惊险的一跳”。原始社会这种力处在0合状态，封建社会处在信用低级状态，被土地、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集权管理所封闭和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被人文革命和工业革命解放，于是信用力使生产力进入一个大规模化的工业时代，工业化又进入城市化的时代，使信用力的发展处在一个较为高级的时代。
 目前世界从科学技术生产力、信息化、资源配置、社会价值、管理体系上正在一体化，信用力发展具有更大的空间，但还是有反一体化的利益竞争，个体利益、局部利益、国家利益、集团利益是永远存在的，信用成本的扩大和缩小因素在这个空间内是不断变化着的、进化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不可能绝对信息对称和利益对称，只可能相对被满足、被改变和抑制，这就是成本使风险和利润永远存在，信用力永远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
 总而言之，笼而统之，回顾历史，我们缺乏的就是这些信用力环境，很少有信用力“惊险的一跳”。指南针指引“七下西洋”之后，明成祖一死，就实行海禁；火药发明后被用于炼丹；造纸和印刷发明后，出现许多文字狱。没有拓展更大的利润空间，没有更好的发展科学技术，没有公正的制度，因而信用力很难有大的突破与解放。传统上中国发达的信用文化主要是伦理和道德，限于小农经济、封建集权，而不是自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体制。其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资本组合、分解的技术以及制度和体制难以进一步适应、满足、推动信用力的发展需要。总之，目前我们还是一个信用制度和技术的初级阶段，但却是一个转折阶段，在这个阶段，利用经营诚信，推动诚信社会的发展是一条适应时代需要的产业化道路，自然理论指导是不能不先行的。

 第二章 在公共信用领域建立信息对称：中美信用制度建设比较 

 第一节 信用文化与信用观念

 中国与美国信用制度比较，都是市场大国，前者是一个小农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社会，政治管理从农业的集权向工业的民主进化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信用产权明晰后的主体制度、信用的自由选择性、信用关系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利益关系、社会发展建立起来的制度关系、信誉信仰信念等上层建筑概念都是比较脆弱落后的。而后者从各个方面看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信用社会。但比较两者在信用观念、体制、机制、技术、方法的不同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概括起来，目前主要有如下不同之处。
 信用来源于哪里？如果说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组织、一个法人单位在激烈的生存环境中，自然可以形成一些信用关系，那当然是肯定的，但要在一个社会全面地建立这样的信用体制不是完全由自然和人的善良愿望、风俗、习惯来决定的，也不是任何强迫所能做到的，这只能研究信仰和文化的辅导、规劝、惩戒作用，事实上，美国人广泛地信教构成了基本的信仰关系、信任关系、组织关系、合作关系，这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系统内形成信用的最主要的意识方面的原因。比较美国，中国传统的信仰是文化，而不是宗教，许多关于信仰的文化、信用的传统在中国人的身上打下了良好的素质基础，但比较而言，这种文化的合力不够，整合力没有宗教的强大，延续性没有他们的长，统一意识的作用没有他们的大，信仰对于这个社会的凝聚力在两个社会的差别是很大的，许多人认为中国社会其实是散沙，从信仰的作用就可以看出来。而一个传统上较为凝聚人的儒教和文化在中国社会在不断地政权更替中、特别是在1900年代百年变革中，几乎面目全非，但千年传统不可能完全消灭，这个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还是具有延续性的，还起到一定的作用。相比美国和西方，他们有过宗教的分裂与改革，但没有彻底否定，在各个派别中还是继承了、维系了这个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维系了基本的组织体系，对于信用社会起到了最大的维系作用、保障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力量都是代替不了的。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的信仰作用、对信用社会的保护作用、稳定作用、启发作用都是不能与美国基督教社会相比较的。
 在具体的经济生活中，在美国，信用在意识上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在经济生活中也一样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把与信用有关的信息加工成信用产品，卖给需求者，使正、反面信用积累成为扩大信用交易的动力、成本，正反面信誉信息传播成为鼓励、约束讲信用、失信用的震慑力，从而形成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借贷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上帝在他的教义里反对有偿借贷，但上帝提倡都是兄弟，兄弟守望相助是基本的人伦、基本的社会精神。比如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Polonius建议他的儿子说：“不要做借款人也不要做贷款者，贷款者常常收不回钱又失去了朋友；而借款会使人失去节俭的美德。”莎士比亚所描述的时代在文艺复兴后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被工业化彻底改变，借贷和有偿借贷更贴近上帝的互助的教诲，整个资本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金融业、银行业形成的有偿借贷，这扩大了资本的总量、提高了资金、资产的使用效率。与之相比较，中国的借贷关系虽然很早就产生了，但没有上帝的约束，一下子就走向了高利贷，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失败在一层层高利的盘剥，最后走向一个政权的垮台。今天的美国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这些从借贷中演化来的金融手段和技术如果没有合理的取利，真的是惟利是图，高利贷不但建立不起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而且即便建立了也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广泛地运用借贷，借款人、债权人在这个合理的利益限度里，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繁荣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当然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受益者。
 二是消费形态的变化。消费是生产的瓶颈，生产的集中使利润集中到少数人，消费支出的大众化反过来使大众财富减少，这是一个反向的矛盾，解决的办法之一显然就是鼓励消费，借贷消费，美国从19世纪中叶，就以分月付款形式销售钢琴、缝纫机等商品；从1910年起，开始分月付款销售汽车，加速了消费信用的发展；目前更是大量消费房地产，甚至一般日常消费都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东西。信用对消费产业的支持建立了一个生产社会后续永续发展的动力，这是一对最大的信用关系，他们之间的比例关系特别遵循信誉滚动运动理论，在这个平衡系统内，很好地解决了生产与消费、积累与发展的比例关系。而中国近百年的追赶型经济总是破坏这个具有很强自然平衡功能的作用，打破这种平衡，最后又被迫退缩到原来的状态，进一步，不说退十步，也可能退了几步，大起大落的发展，即便有大的进步，对信用企图维系长久的平衡关系是一个毁灭性的破坏。
 美国历史上对于这种打破平衡发展的历史阶段少，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一个报复，部分地抑制了这种情况的长久存在。宏观的生产与消费自然关系破坏比中国政府少，但这不等于说，他们的财政不是最积极的，信贷不是积极的。显然这些因素比中国都积极，更积极的是民间的提前消费现象，到目前，消费信贷已成了美国人的基本消费方式，据统计，美国已经连续几年出现居民零储蓄现象，消费需求成了拉动美国经济的决定性力量，美国政府的赤字财政更是空前绝后。

 第二节 控制社会风险的信用体制

 一个发达的信用社会，最主要的体现是信用风险处理技术，在美国信用风险的技术处理发生了根本变化，许多专门经营信用行业的资本机构、资本技术人才，改变了这个社会信用的面貌。传统上，贷方总是将信用风险当作一种巨额成本，一种需要消极防范的风险，而且往往为此放弃信用交易。然而今天，信用里的赢利可能和及其失败的可能，可以重新出售买卖，信用风险被视为可以打包（Packaed）并买卖的有价值的商品，因为里面潜伏着利润。信用评级公司、金融担保机构及许多相关专业公司都成了信用链条上博弈风险和赢利工具，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信用经营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一个对生产力贡献惊人的产业，一个解放生产力的信用力。
 更重要的是防范社会风险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福利系统、保险系统、救济系统、免费义务教育系统，人道的、先进的国际教育系统，并且利用他的政治优势输出他的人道、人权、自由民主理念，从国内和国际上，两个方面建立了稳定的信用保障体系。与此相反，中国的迅速发展，还来不及顾及全面的社会保险、保障、救济、福利，因而处在一个大起大落的转折时期，也就是一个十分不稳定的时期。
 另一个象征着社会风险底线管理的案例是破产法，对于盈利和风险的底线处理关系，既不象杨伯劳卖儿卖女，也不象奴隶社会完全凭武力强取毫夺，破产是一个最具有人文关怀的概念，最具有智慧的概念，最具有生产力意义的概念，要是没有破产概念，信用经济从反向上讲也失去了借贷人，当然没有严格的约束，谁肯从事借贷？破产法只有在基督文明里，具有人文宽恕情怀与精神的社会才可以发现这一制度，反过来，中国文化不太可能诞生这一精神，即使零星地诞生了，上升到制度层面还是很艰难的，至今他们还没有完整的、科学的破产法，这是这个社会信用经济难以发展与突飞的瓶颈。在美国传统上也认为破产被作为一件令人耻辱的事情，它意味着事业的终止。然而现在美国人普遍认为，破产是一种合理的战略选择，上升到一种文明阶段、制度阶段，反过来，这种制度安排，对信用力的解放却是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中国很多人对信用的理解仍停留在传统的道德范畴上，认为信用是衡量个人品德的道德标准。由于处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初级阶段，在一个农业文明的底子上，没有强大的信仰文化，人们的借贷理念、消费理念、信用风险理念、破产理念等与信用制度关联度极强的理念，还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人为色彩，还不是制度层面。比如，消费信贷还没有成为人们的普遍行为，借钱消费还未被广泛接受，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7－42％之间，政府还是信用的最后保险，而不是信用制度和技术，仅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比美国低20%、比澳大利亚低22%，仅这一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还远远不够。而且人们为了防范市场风险，习惯于现金交易，M2上的数字交易、信用交易的规模还很小。而在现代市场条件下，信用属于市场经济范畴，信用产品是具有社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
 现代信用观念、文化制度催生出崭新的信用理念制度，崭新的信用理念制度催生出在信用制度和信用意识基础上对信用产品的多种需求，这是指空间上的需求，就时间上的需求更是有即期需求和潜在需求、未来需求，对信用产品日益增长的大规模需求催生出整个社会对信用者、失信者的回报、激励、鄙弃和惩戒，整个社会形成的公众信用制度、心态、信念催生出信用交易的效率、效益、秩序，信用交易中规范的市场秩序、市场效率催生出新的市场体系和市场发展动力。
 一个市场个体信用素质进行实物交易时都存在大量假冒伪劣、商业欺诈、甚至违法犯罪，信用欺诈防不胜防，这样信用信念危机就会转化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表现在商品生产上信用危机转而采用现款、现货、现金交易，市场的规模如何扩大、市场成本如何不天价上升，资金周转减慢、资本收益回报风险增加，但一个低价的劳动力社会，又给人无穷的诱惑，资本为了高额利润肯定追求短期、投机，这样的结果资本与劳动力的对立关系，就越来越紧张，总有一天会打破这个恶性的信用循环，给激烈的社会革命增加变数和可能。市场经济又如何从信用低区间走向高级和谐区间，社会又如何走向信用高级形态呢？　
 显然一个信用社会的形成是需要许多要素配合的，其中一个就是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制度安排和技术革命，另一个因素肯定是知识和知识产权方面的进步与制度革命，前者决定了一个信用的自由性选择权利问题，这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根本，没有信用的自由选择，就没有信用的完全合乎道义的责权利的制约和规范，没有自由选择，就没有充分地自由竞争，没有充分地自由竞争，就没有强大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而知识和知识产权制度就是利用信用体制保护这种最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显然，中国没有这种最先进的信息和信息技术，也没有这种知识和知识产权制度，因而是很难形成发达的信用经济的。

 第三节 信用信息经营

 关于信息制度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美国国会“减少并保护政府秘密委员会”，作者对于美国信息制度专门有一部专著给予介绍，这里仅结合信息披露的一些个鲜明的保护与公开协调问题作一些介绍。比如，这个委员会认为，只有减少了政府秘密的数量，才能有效保护真正的政府秘密，这当然是建立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根本理念，显然这与目前中国泛政府相矛盾的。美国信息公开有3个鲜明特点：一是立法保证信息公开，大量的立法包括《信息自由法》、《联邦委员会法》、《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美国国家安全法》、《隐私权法》、《统一商业秘密法》、《公平信用报告法》、《就接触秘密信息而进行背景调查的调查标准》等，在保证与信用信息有关的信息自由、秩序地披露公开、透明的同时，重点在法律上界定好三个关系：划清信息公开和保护国家秘密的关系，划清信息公开和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关系，划清信息公开和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权的关系，处理好信息安全和知情权、透明义务的关系是一对辨证的信用关系。这就是第一部分我们介绍的一些信息基本理论、规则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这就为信用信息服务行业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可以合法地获得大量信用信息，并把它制作成规范地合理合法的信用信息产品。
关于有偿开放政府基础数据，公平地支持数据库增值服务。对于不向整个社会公开的某些基础数据，提供给信用服务公司时政府要收取一定费用，信用服务公司则就此建立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商业数据库。对数据库的处理，即通过筛选、加工生产、更新、扩大信用产品使信息产品保值、增值，这是信用信息服务的核心竞争力。美国向信用信息服务提供的政府信息主要有：工商注册、税收、统计、法院、商务活动、ＦＤＡ提供的药品与食品等方面的数据资料。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是有偿使用，但不等于是完全公开的使用，需要使用者遵守相应的行业保密制度方面的规则，因为信息是飘逸的，具有不确切性，这就必须完全遵守知识产权方面的制度。
 在美国，除了政务信息外，公用事业、行业组织、企业和消费者个人信息对信用服务公司都是开放的，只要不违背法律，都可以收集使用，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也正在变得对信息对称有益有用。信息的公开、透明和迅捷，是支撑信用信息服务这个现代服务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现代网络技术诞生后，网络自动的收集、保存、传输、提取，也为部分信用信息服务增加了可能。相反中国在信息公开方面存在许多理念上的问题：一是征信数据的开放和使用缺乏法律上的明确界定和依据。特别是对政务公开信息的标准化、公平化，减少人为审批、审核的不确切、不稳定，杜绝对制度的贪渎、误解、任意发挥，这个方面制度留下的缺陷和人为信息歪曲、不对称是广泛地存在着。而许多国家秘密又如何界定，哪些是人民的现实的知情权，哪些是未来的知情权，对企业公开信息和商业秘密如何界定，对消费者公开信息和个人隐私如何界定，都没有法律规定，征信数据的收集和应用十分困难。政府政务信息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与信用有关的大量信息目前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门，如工商、税务、外贸、海关、交通、银行、证券、保险、公安、法院、质检、药监、环保等方面的信息和数据，目前90%以上集中在政府，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和数据既不流动也不公开，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资源被闲置和浪费。企业和消费者的信息公开尚未开始。多数企业不能向社会开放运营的原始数据，向工商、税务提供的虚假信息比比皆是。信息对称分裂、信誉形象分裂、信仰分裂、生存环境分裂、精神分裂、物质与品质分裂、企业信用信息分裂，一个人多个面孔，一个法人多个形象，在经济数据上是多套帐。
 中国还未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个人及家庭的收入状况不透明，缺乏对消费者进行信用记录的基础数据。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信用制度，比如，支付制度、赔偿制度、退换制度、破产制度很难实行开来。在众多的矛盾中，解决千头万绪的关键是当务之急实行信息公开，信用社会首先是信息公开，目前那么严重的道德危机是我们的信息公开的不够，不是公开的多了，这才是信用不稳不定的根源。
 虽然美国信用服务企业不乏问题企业，但总体而言许多企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独立性、中立性和公正性。这是信用服务企业最主要的无形资产；二是市场认知度高，有细分的、稳定的客户群。除了消费者信用局、穆迪、标准普尔、菲奇、邓白氏公司的客户不光限于美国，早都已经扩张到整个世界。穆迪等三家公司只做国家、银行、基金、大型上市企业等方面的信息对称与信用评级。邓白氏公司只做企业资信调查评级；全联等公司只做消费者信用评级，市场划分得十分明确；三是信用产品制造能力强，并不断进行信用产品创新。邓白氏公司在全球设立了37个世界数据库基地，3000多名员工专门从事数据库的加工，数据库基地是企业高度机密场所和核心部门。目前美国这些大型信用服务公司都有自己强大的商业数据库；四是在实践中创造了行业标准和操作规程，形成了技术创新获得的国际垄断利润。这些行业标准，现在正被世界各国信用服务行业所效仿。
 中国目前还属于非征信国家、非流通国家、非信用制度国家，非信用国家，比起原始的信用0合社会，还多了许多反面的根本性的反信用社会的制度与习惯。目前，在许多扭曲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还没有培育出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信用服务企业主体。当然这是一个经常建设、环境建设的问题，不能缘木求鱼。可喜的是1997年人民银批准了9家信用评级公司；2000年7月，上海率先在全国实行个人信用联合征信制度，并采取政府组建公司运营，才开始有了消费者信用服务公司；2003年国务院责令人民银行成立了信用研究所。但这些信用服务企业发展历史短，市场成熟度比较差；与政府关系密切，其独立性、中立性还没有充分体现；大规模的商业数据库尚未形成，客户群体还比较小；消费者征信还停留在少数如上海这样特定的区域内，无法全面、全程、准确记录信用信息；信用产品的生产能力还比较低，产品单一，功能单一，效用不高，服务水平与质量还有很大差距，目前对于一些会计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机构他们在这个诚信行业由于缺乏制度的敬猷甚至使诚信朝反面发展，加大了诚信业的成本与风险。

 第四节 失信惩罚制度

 对失信者的惩戒是美国信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社会，由于权力的关系最大的失信者可能就是权力和资本，在中国这两样都是绝对的，绝对的权利必然是绝对的反诚信的，因为信息在这里被反自由化，权力在这里被反循环，社会在这里被割裂，许多信用不能被有效的循环，信用社会的根本基础不能被正确地建立。但政府体制是很难改变的，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反信用主义的社会。　
 一方失信，往往是制度原因，或者出现制度保护，而不是如美国，交易双方失信者或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失信行为，扩大为失信方与全社会的矛盾。对失信行为的惩罚，不需要对失信者进行任何思想道德教育，法律支持信用服务公司向当事人的交易双方、授信人、雇主和政府机构有偿提供信用调查报告，让失信记录方便地在社会传播，把失信者对交易对方的失信转化为对全社会的失信。而且失信行为依照法律要保留多年，使失信者在一定期限内付出惨痛代价，如在破产记录保留的7－10年内，消费者个人不可能得到新的贷款。一个是保护反信用的社会，一个是保护信用的社会，在公权领域制度建设方面中美社会的诚信服务制度是两个显然的相反例子。
 中国社会对失信者进行经济处罚和劳动处罚的意义不大，因为失信者有千万次的再失信的补偿机会。美国社会却不能有更多的可能，对各类失信行为的经济处罚和劳动处罚，也就是处罚的修复、赔偿倍数，信息传播的范围和对象都有明确的有效的规定。司法配合在美国是有效的，在中国是很难有效，相反，维护无效在中国的成本大大低过维护有效的社会平均成本。美国对失信严重行为能根据对应的法律进行量裁，使触犯法律的失信者留下对等的报复，比如蹲监狱。美国还设立了少年法庭，这对少年失信行为也不放过司法处理。使孩子从小就明白，有失信行为就会付出代价。中国靠的是一张漏洞百出的司法体系和老掉牙的道德体系维护信用关系，使两个社会出现多么大的反差。反差到许多美国人到中国就自动犯非诚非信的下意识习惯。中国对失信者的惩戒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失信者付出的代价不足以抵付所得到的实际利益和好处，很多失信者还相当自在地生活在社会上。恶性信用循环在中国这个社会也达到了一个十分稳定的状态，结果即使是一般的失信，整个信用体制根本就缺乏基本的修复和弥补能力。一下子要建立一个完备到对所有失信者都具有的强有力的威慑能力体制，这是多么困难的事。乱世用重典，看来是不得已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