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对吸纳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国内学术界当前关注的课题。我个人认为，在看到加入WTO以后对国际直接投资积极的一面，即要素流动中的互动关系的同时，还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即进口贸易的流畅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反向拉动力。我国目前吸引外资的生产力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旧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商品市场短缺优势、自然资源优势等相关因素的导向作用开始下降，资本的有机构成在提高。当关税和非关税限制措施松动以后，外商可能以比较低的交易成本顺利地把优势产品推入中国市场，而无须来这里投资建厂。这一点，我们需要在研究吸引外商投资时加以注意，并从多方面规避这种不利影响。　　商品出口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负相关性 　　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2000年世界经济增速有望达到4.7%，国际贸易额增速达到10%，而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比1999年增长14％，投资总量将超过1.1万亿美元。从增速看，有理由认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进一步解析两者之间的发展过程，其内在机制的相互作用则复杂的多。其中商品进口条件的改善对国际直接投资会起反向拉动作用，呈负相关性。表现在，当出口贸易的限制条件增强时，具有生产和技术优势的投资者就会绕开贸易到纳资国投资建厂，就地生产销售产品；当出口贸易的限制条件下降，出口交易成本低于投资成本时，投资者则无需出国建厂，充分利用国内生产资源，生产产品出口到他国市场更有利。接着西方经济学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理论，对外投资是市场不完全的副产品，是在不完善竞争条件下所形成的寡头垄断的资本位移。如果产品和诸生产要素的市场运行是完全有效的，则对外直接投资就不可能发生。这种理论是把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放在一个对立位置来分析。按着这种逻辑推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意味着我国在商品进口贸易和知识产权与专利的购买方面，会放弃一部分超出一般国际惯例的限制条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大大下降。这为占据垄断优势的商品生产者和投资者在出口还是投资之间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余地。这种理论虽然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完善性，但是在商品及专利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而投资成本因投资环境、风险结构、资源条件和市场购买力没有得到相应改善并降低到与交易成本相对应的位置时，两者的对立状况依然存在。换句话说，WTO原则越深刻，中国介入WTO原则距离越近，商品、专利的交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反向拉动力越强。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印证。 　　1.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各国政府之间存在着战略意识和取向的巨大差别。 　　2.交叉投资的上升对发展中国家吸纳国际直接投资已经产生了不利影响。 　　3.由浅层国际分工向深层国际分工转化遇到的阻力。WTO加强了对国际直接投资保护措施。 　　WTO加强了对国际直接投资保护措施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直接投资补充和创造了贸易，已成为贸易增长的第四要素。目前，至少有40%的世界贸易是在公司内进行的。但是，各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却对国际直接投资起了限制作用。国际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政府，为了使跨国公司在其经济活动中遵循东道国国家的发展目标与产业政策，针对国际直接投资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进口限制、贸易平衡要求、外汇管制、出口实绩要求，等15个方面，会对国际贸易产生限制或扭曲效果，结果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都存在。前者表现的普遍，后者表现的隐蔽。经过GATT多年的努力，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其宗旨是解决与贸易有关的国际资本流畅问题。构成了当今国际投资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谈判中，发达国家的基本立场是要建立一个取消发展中国家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以保障跨国公司既得利益及相关的国际投资体制；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则是主张从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出发，来对待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争议的焦点在是否保留国产化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和出口要求。发达国家要求取消这些要求，理由是它们对贸易产生扭曲作用。发展国家认为自己应当有采取管理手段引导投资的自由，以促进出口增长及工业化的实现。谈判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实现了他们前两个目标，当地产品含量和外汇平衡要求被宣布禁止，而让发展中国家放弃扩大出口的要求没有实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曾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而对外国投资采取措施是符合《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宗旨的。但是，在中美双边谈判中，我们对放弃出口实绩要求又做了承诺。 　　我国政府在《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中的立场和双边谈判中的积极承诺，等于从原则上全部放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使我国政府控制外资的手段大大降低。都起到了为国际直接投资开放绿灯，而把自主权和自由权让于投资方或投资母国的作用。问题在于，东道国限制条件的下降和投资者自主权的上升并不等于投资环境的全部改善。比如我国外资企业出口额已占全部出口额的47％，出口贸易跟不上，会影响到贸易收入和国际收支平衡。这样，隐蔽的公开的与贸易无关的限制措施就会出现。其中，会影响东道国政府批准外商投资项目的决心。因为在相同产业领域里，外资的进入，必然会挤占国内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甚至会因外企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的上升而影响外汇收支的平衡，在我加入WTO后，对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的承诺和遵守，又为扩大商品进口提供了便利。这两者是并行的，对其负相关性显然并没有考虑进去。而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也没有对因对进口国贸易扩大而削弱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为起到纠正作用。这种倾斜的国际规范对保证贸易与投资的自由有利却没有照顾到发展中国家资本需求的另一面。 　　积极拓宽吸纳国际直接投资的新领域 　　在加入WTO前后，国内正从贸易和投资两方面调整相关的经济政策，并尽力使法律、法规与WTO的基本准则相一致。总体来讲，是放开限制闸门，提高各要素流动的自由度。但是，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如何使进口贸易和投资都能遵循国内经济的发展目标和产业政策，却有一个度的问题。两者的流速究竟有多大，会不会因一种流速过快冲击另一种流速？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控制的完全把握。因为掌握流量和流速主动权的都在所有者和供给者手中。尤其是在资本流动方面更是如此。在利率、汇率、税率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国内这方面机制又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保证国际直接投资的正常流入量，比较积极的办法是拓宽吸纳国际直接投资的新领域。 　　1.向非生产领域扩展。目前，国内在吸纳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舆论和政策导向，是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试图实现合理的区域配置。但是，西部在利用国际直接投资中遇到的阻力与东部一样，甚至更突出。比如：消费品市场的饱和和购买力下降的问题；国有大中型企业比重过大的问题：生产资料生产型企业过多的问题。应该适时地把注意力转向产业配置合理化方面，积极向非生产领域引导，扩大服务领域吸纳国际直接投资的力度。 　　其理由有：（1）国际资本非常关注国内的服务市场，投资开发的意向比生产领域更强烈；（2）包括金融、保险、运输、通讯、零售、医疗、教育在内的服务产业是国内比较薄弱的产业环节，外资的介入可以大大改善其服务质量和投资环境，拓宽服务领域和服务范围；（3）服务业是吸纳劳动力的重要领域，在扩大就业方面，外资介入可减缓国有企业和生产部门的就业压力；（4）金融、保险、通讯、等服务产业的完善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必备条件，有可能形成服务业投资——消费资料产业投资——生产资料产业投资，互动、互补的良性循环。 　　2.积极吸引美欧中小企业资本，开拓中小企业对外合作领域。自1999年美国《财富》周刊成功地在上海招开了理论研究会以来，国内对吸纳来华投资的重点转向世界500强大型跨国公司。不可否认，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和科技实力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决定性地位，及在国际投资中的整体拉动和导向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大型跨国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相当复杂，对投资环境的要求相对严格。对各类风险，尤其是对国家风险和政治风险的防范意识相当强烈，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考虑。所以对华投资至今没有脱离试探阶段，与中国投资市场的巨大吸纳力很不相称。进入90年代以来，在克林顿的新经济思想指导和影响下，美欧的中小企业发展很快，并不断地发出与中国中小企业合作的信息。欧盟中小企业共有1792.4万家，产值占欧盟总产值的55%，就业人口占欧盟就业人口总数近70％，是欧盟经济的重要支柱。对美欧中小企业发展的状况及在新经济体系当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研究的很不够，但有几点是明确的：（1）经过近20年的科技武装，美欧中小企业已经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技术结构，而是在自动化、信息化、数据化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与我国的中小企业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2）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已摆脱了传统产业范围，进入高科技领域，有些已成为新经济组成部分和新兴产业的骨干力量。（3）其产品与过去有形商品拉开了距离，增加了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许多以技术专利和软件形式出现。（4）技术构成和对劳动力吸纳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成本拉上，对浅层劳动力需求下降。（5）产品的生命周期开始缩短，而市场的扩张力越来越强，由此形成了产品技术的短周期效益，必须在产品开发成熟以后短时间内推向国际市场，以实现规模扩张的目标。所以这些企业急需开拓中国市场，寻找投资和合作伙伴。从国内企业来看，国有中小企业近几年的资本投入和技术改造几乎处于休眠状态，在改革中已被推向放开搞活的第一线。如果能找到与欧美中小企业合作的结合部，得到资本和技术支持，无异雪中途炭，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会大有好处。同大型跨国公司相比，美欧中小企业的独立性较多，组织形式和内部结构相对单纯，投资过程中可操纵性较强。所以，应该摆脱对大型跨国公司过渡依赖的状态，以中小企业的投资合作，影响带动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加大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力度，培养一批新兴的民营化企业，接受美欧中小企业来华直接投资的挑战。 　　3.改变劳动力配置的思维方式。在我加入WTO之后，劳动成本拉上将成为现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会落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虽然会继续存在，但劳动力资源配置已经不能再走传统的密集方式，尤其是不能把就业压力转嫁给企业，重新造成冗员过重的问题。当前，城乡就业压力仍十分重，必须解放思想，走科教兴劳之路。以科技带动经济扩张，以经济扩张扩大就业。在吸纳国际直接投资中，不必把劳动就业作为一种限定条件，在开放国内劳务市场的同时，以开放性的市场经济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美国在推行其新经济战略中，同时有效地解决了劳动就业问题，使失业率一直保持4%以下的低水平。在于通过新经济扩张，把大量的知识型劳动力吸引到高新科技产业中来；同时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又把大量的知识型和浅技术层的劳动力吸引到服务产业中来，形成了一种产业技术发展加劳动就业的良胜循环。就目前而言，我国浅层劳动力市场仍然很广阔，但是不能以牺牲企业竞争力和产业技术经济效益来迁就劳动就业问题，而应该以产业的技术更新换代来牵动提升劳动力素质和质量。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应以科技竞争为导向，实现国际资本与国内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的更新。 　　4.以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的国际化，推进强强联合。从当前大型跨国公司的广泛联合兼并中我们感悟到现代市场经济中，产业的、资本的、企业的生命力在于运动，是一种资源配置和企业组织的不断优化过程。来华投资的500强大型跨国公司为什么走走停停，规模不大，层次不高，关键在于中国土地上的资本土壤还不肥沃，流动不畅，徘徊观望者众。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的大好机会，从生产资料领域和高科技领域，推出一批大型项目和大型企业吸纳国际资本，即通过内外资本的联合，使国有企业战略重组与国际资本战略重组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加强与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合作的同时，提高吸收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以重组的国际化，使我们的一部分企业也能同时抢占新的科技置高点，占据未来竞争的有利位置。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包容性和要素配置灵活性、科学性的具体内容。为此，我们必须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的完善，建立有力的国际企业并购的法律体系，为内外强强联合提供有力的法律、政策依据。 　　5.把吸收外商投资与“走出去”战略统一起来。经济全球化说到底，就是一个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在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介入和渗透的过程。跨国公司和跨国集团并不是少数发达工业国家的专利。当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后发展起来的国家所出现的资本相对剩余和生产力的比较优势，就会向资本和商品市场最集中的地区转移，形成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反向投资的过程，即新的国际分工格局。科学技术越发展，由科技生产力带来的超额利润会成为国际资本集中追逐的目标。因此，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其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国际资本运动的规律告诉我们，当代表某种相对优势的产业资本流向国外的时候，一方面会对当地商品市场形成正面冲击，增加在当地市场的商品占有份额；另一方面又会在正面冲击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反向冲击力，把部分国际资本吸引到占有相对优势的产业或产品生产中来，并由此形成以这种相对优势的产业或产品为中心的现代产业开发群落。我们可以举两个例证加以说明。一是从总量看，美国一直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然而近10多年来，国际资本的输入量却超过了输出量。也就是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美国已成为国际资本追逐的区域目标。另外一个例子，以“硅谷”为中心的高科技开发区，在把大量的成熟技术投向国外的同时，又把大量的人力资本加货币资本吸引到硅谷来，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高科技群落的资本向心力。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刚刚开始，力量还显得十分单薄和浅弱。但是从贵阳、青岛、北京的某些单项技术国际开发来看，如“海尔”集团，已形成了以对外开发吸纳国际资本的良好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