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诗歌具有三个特点：

　　首先，他现存的四百余首诗歌中，绝大多数寓有强烈的家国兴亡之感，绝少世俗应酬之作，即便是拟古、咏史、写景、唱和之作也是如此。

　　其次，他的诗歌取材颇为广阔：晚明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清兵入关后残酷的屠杀和剥削、汉族人民的苦难和地壳敌忾，都在他的诗歌中反映了出来，因此被人称作“一代诗史”。如《京口即事》记叙了史可法督师扬州时，明朝爱国臣民对收复失地的希望和信心。

　　再次，他的诗歌风格雄浑悲壮，苍凉沉郁，语言却又朴素自然，兼有杜甫和陶潜的优长，并带有学者的气质。

　　2.简述苏州派的传奇创作的特色（见知识点笔记清代上）

　　3.简述李渔戏曲理论的特点

　　李渔杂著《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与《演曲部》，后人合编为“笠翁曲话”，是自成体系的古典戏曲理论专著。李渔的戏曲理论是以舞台演出和观众欣赏为立足点的，因此能够深刻地认识戏曲作为舞台艺术的特性，要求戏曲真正成为场上之戏而不是案头之作。就作家创作与舞台演出的关系而言，李渔要求作家创作时要努力按照场上演出的状况去构思情节、塑造人物。其关键在于代人“立心”；就作家创作与观众欣赏的关系而言，要求作家的作品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当然，通俗并非不要文采，李渔提倡：“能于浅处见才，放是文章高手。”因此，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上，李渔第一次如此明确地阐述了戏曲创作与舞台演出和观众欣赏的关系，奠定了中国古代戏曲坚定的理论基础。

　　4.简要比较《长生殿》和《牡丹亭》结构及情感内涵的异同

　　《长生殿》和《牡丹亭》相比较，《长生殿》似乎有一个相似的情节模式：爱情理想在现实中破灭，在超现实中复生。然而二者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色调却是迥然不同的。《牡丹亭》里杜丽娘的爱情是一种无所外求的人的自然情感的外泄，《长生殿》里杨玉环的爱情则是一种有所外求的人的社会情感的表露；杜丽娘的爱情追求充满着主动自觉地为情而死的行动意志，杨玉环的爱情追求则表现为不由自主的激烈竞争的功利目的；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关系经由起死回生在现实中实现，杨玉环和李隆基的爱情关系经由出生入死在虚空中团圆。

　 5.简述《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全剧表现了作者“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并表现了正、邪两种力量的剧烈搏斗：正面力量有侯方域、李香君和其他复社人士，有柳敬亭、苏昆生等下层平民，还有主张抗清的史可法等官僚；反面力量则以阮大铖为代表的“弘光群丑”。正邪两种力量搏斗的最后结局，真正殒命的是阮大铖、马士英，而侯方域和李香君却历尽坎坷，最后团圆了。然而，侯方域和李香君在劫后重逢时，并没有丝毫的欢悦感，而是充满着破灭感和失落感。这种深沉的破灭感，不仅指明朝的溃亡。因为孔尚任对明季政治的腐败并无好感，对清朝统治者也不乏赞扬，他并没有像明朝的遗老遗少们那么浓烈的亡国哀痛。孔尚任以艺术之笔，强有力地刻画了历史的必然性破败，似乎饱含着一种对封建末世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对封建社会不可救药的急剧下沉趋势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6.简述《桃花扇》中“扇”的艺术作用

　　《桃花扇》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定情物桃花扇贯穿始终。这柄桃花扇，原本只是爱情的象征，但它一旦成为侯、李离合和南明兴亡的历史见证，便赋予人生理想的象征意蕴。“桃花薄命，扇底飘零”，这本身就给理想到上悲伤情调；而香君的桃花扇却是“美人之血痕”点染成的，这就更染上了悲伤的色彩；最后张道士裂扇掷地，隐寓地透露出理想的破灭，于是， “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7.简述《聊斋志异》中鬼狐花妖的形象特点

　　蒲松龄在刻画鬼狐花妖时，非常巧妙地把握住了他们作为物和幻化为人的双重性格特点，把他们写得“多具人情，和易可亲，而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首先，《聊斋志异》中鬼狐花妖本身的生物特点一般是很突出的。如《葛巾》中的牡丹花妖“宫妆艳绝”，“鼻息汗嗅，无气不馥”，充分体现了他们作为物的特点。

　　其次，蒲松龄在描写这些物的原形特点时不是为了炫异猎奇，而是作为他们幻化为人之后性格的一种补充，使人觉得这是人的性格的一种表现。像《阿纤》中的耗子精阿纤，作者写她“寡妇少怒，或与言，但有微笑”，“昼夜绩织无停晷”，而特别善于积攒粮食，虽然隐隐约约透露出耗子的原形特点，却也是概括了某一种类型妇女的善良、勤劳、谦抑而善于蓄积的特点。

　　总之，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鬼狐花妖更具有明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