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一约100）字任仲，上虞人（今浙江省上虞县），祖上原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身“细族孤门”，自幼从师受《论语》、《尚书》，好博览而不守章句，终生不与时苟合，充满战斗的批判精神。一生中除做过几年州郡小吏外，其余时间都居家教授，致力著作。他的著作很多，《讥俗》、《政务》、《养性书》等都已失散。现存只有《论衡》一书，用意在于反对虚妄，注重“实论”，“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表示出他对儒学正宗的叛逆精神，以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衡量一切，评判一切。清末学者章太炎，评价王充是“汉代一人”，并不为过。

一、对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的批判

自西汉以来，董仲舒所创立的神学化儒术与“谶纬”学说结合为新的神学体系，孔子被神化为通天教主，儒学也流入巫师、方士的奇谈怪论之中，腐蚀了学校教育，僵化了学术思想。王充对这种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一）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

王充认为：“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问难”[1]。这是一种盲目迷信的恶习，为了“证定是非”，他主张“问难”。他说：“苟有不晓解之问，迢（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道于理？”[2]他大胆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并具体指出孔丘之徒不能“极问”和孟何某些思想的模糊与混乱。所有这些，不仅对于打破盲目崇拜孔孟的迷信思想，揭露当时儒家神学的虚妄有重大作用，而且他从正面提出“极问”“问难”，反对“信师是古”等积极主张，是对师生关系、古今关系的一种有益探索。

（二）反对“记诵章句”，主张“贵通”

王充对当时教育上但拘一经，或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风气，作了深刻批判。他认为这样的教育培养的人“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3]。他还批评当时的文吏教育“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河私为己，勉赴权利”[4]，认为这种急功为己的道路是错误的。同时王充也指出儒生“不览古今”的通病，认为“不览古今，论事不实”，他极力主张要“博览”，认为“人不博览”，就不能“闻古今”、“见事类”、“知然否”，这就犹如目盲、耳聋、鼻塞一样，不成为人了。他还主张人的知识应该“无所不包”，纵要了解“古今行事”，横要通晓“百家之言”。同时对于所学知识，要能应用，正面提出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要“贵通”，“贵及能用之也”。王充的这种主张，在“师法”、“家法”之严的东汉时代，无疑具有很大的积极、进步意义的。

二、关于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

（一）重视教育作用

王充重视教育对于人性发展的作用。他综合先儒关于人性的说法，认为“孟子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5]。而人的性所以有贤愚善恶是由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不是天意的结果。由于人在受胎时，所禀受的天性有厚有薄，“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6]他认为禀气厚薄决定人性的善恶，如像麦药多少决定酒味好坏一样。这是一种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解释人性的观点。虽然他把人性分为天生的三等是不对的，但他强调教育对人性形成发展的作用，却是正确的。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则可通过教育使之定型。他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7]即使对于人性善或恶之人，他肯定性可以变化，人性善可变恶，恶可变善，重要是教育。他说：“在化不在性”，“在于教不独在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返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8]。这就是说，性可教而为善，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之性，也无不可教之人。重要的是“教导”、“锻炼”、“渐渍”，只要通过教育或环境的影响便能“反情治性，尽材成德”[9]。

王充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极大。他打比喻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沙入缁，不染自黑。”[10]人的本性，也和麻篙、白沙一样，由于渍染的不同，质性就会变异，就有了善恶的区别。

王充肯定教育对于人的发展的决定作用。一方面论证人性可以改变，说明了教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认为教育可以使善变得更善，恶世可变为善，从而说明教育的必要性。他说：“久居单处，性必交易”[11]；“简练于学，成熟于师”[12]，都说明教育的必要性。

（二）培养目标

王充针对东汉当时文职官员中，文吏与儒生更受重视的情况，把人才划分成四个层次。他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授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13]由此可见，他的培养目标，最理想的是鸿儒，因为鸿儒能精思著文，连接篇章，又能独立思考。第二是文人，好学勤力，博学强识，掌握古今知识，且能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第三是通人，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划授为人师者”[14]。第四是儒生，只能说一经，犹如鹦鹉学舌背诵经书。王充这种培养目标的思想，是他对当时经学教育不满的反映。他一贯主张的人才不仅应具有广博的知识，而更为重要是，应具有独立思考的创造精神和学以致用的能力。这种思想是很可贵的，很有见地的。

三、知识论和教学思想

（一）知物由学，反对生知

王充重视知识的力量，他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15]但他反对生知之说，他说：“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16]他反对那种认为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说法，他认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事，是古今所没有的。“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17]

如何获取知识？王充认为首要依靠耳目去接触客观事物，他说：“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反之“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目见间，不能尽知也”[18]。又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押也。”[19]他认为不与外界事物相接触，不目见、耳闻、口问、手为就不能学得知识。

但是王充并不主张学习只停留在耳目的感性认识上。如果只凭耳目，人们会得到虚假的知识，“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20]，即“铨订于内”，“以心意议”。这就是要求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这样才能“知一通二，达左见右”[21]，这样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订其真伪，辨其虚实”[22]。

“订其真伪，辨其虚实”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说：“事莫明于有效，论奠定于有证”[23]，可见“有效”、“有证”，就是检查知识真伪的标准。所以王充认为学习过程应包括以实际效果来检查知识真伪的功夫。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24]这就是说，认识和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凡是符合事实效果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违背事实效果的思想理论，即使说得再好听动人，也是不能令人相信的。“效验”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25]，即引用实际事物来证实他的言论行动，这是他的基本的教学方法论。

（二）关于教学原则与方法

l．距师和问难。

汉代儒生“信师是古”，造成教育空气沉寂，学术枯萎。王充提出反对迷信古人和书本，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针对“师法”“家法”提出“距师”，他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千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26]主张破除对教师的迷信，敢于问难求解。他在《论衡》中，大胆写出《问孔》、《刺孟》，以其“失言”、“失实”来证明“贤圣所言皆无非”是荒谬可笑的，并以此表达了距师的意义。王充这种批判和问难的治学主张，是其思想精华之所在。

2．专心一志。

王充认为学习的好坏就是专一与否的结果。他说：“称于将之利，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方圆画不俱成，左右视不并见，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27]由于他主张学贵专一，所以他对人的评价和要求也不求全责备，他说：“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人专心致志于一种本领，而其他本领也就相形见绌，因为他没把心思用在这上面。因此王充要求学者在学习过程中，在一定时间内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定对象上，以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这种见解是很有道理的。

3．循序渐进，“勤学不舍”。

    王充主张学者要“好学勤力”，强调循序渐进，他以河水结冰，积土成山为例说明学习靠日积月累，不断进取。他说：“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28]主张“宿习”，反对“暴习”，认为“学不宿习”、一曝十寒是很难成功的。他以古人成才为例，进一步说明在学业上不能急于求成。他说吕望、百里奚都是到了老年才封侯显贵，任用为相，始表露才华，认为“大器晚成”，“任重，其取进疾速，难矣”[29]，说明学习也必须循序渐进，勤学不舍，才能有所成就。

[1] 《论衡·问孔》。

[2] 《论衡·问孔》。

[3] 《论衡·超奇》。

[4] 《论衡·程材》。

[5] 《论衡·本性》。

[6] 《论衡·率性》。

[7] 《论衡·本性》。

[8] 《论衡·率性》。

[9] 《论衡·实知》。

[10] 《论衡·率性》。

[11] 《论衡·率性》。

[12] 《论衡·实知》。

[13] 《论衡·超奇》。

[14] 《论衡·超奇》。

[15] 《论衡·效力》。

[16] 《论衡·实知》。

[17] 《论衡·实知》。

[18] 《论衡·实知》。

[19] 《论衡·程材》。

[20] 《论衡·筹葬》。

[21] 《论衡·实知》。

[22] 《论衡·对作》。

[23] 《论衡·筹葬》。

[24] 《论衡·实知》。

[25] 《论衡·自然》。

[26] 《论衡·问孔》。

[27] 《论衡·书解》。

[28] 《状留》。

[29] 《论衡·状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