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创始与奠基，指的是从远古至先秦这一漫长时期中的文化经历。这一悠久的历程的重大结果，就是中国文化基本规模的形成。其具体表现是，中国人自具特色的生活理想、社会观念及思想法则等等已经生成，并已形成相当稳定的观念体系，对后代施以深刻影响。在每一次中国发展和突破中，人们都能找到先秦文化的作用。就像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渊源一样，先秦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源泉。

    一、中国文化的多元发生

    1．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

    距今大约1万年左右，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此前为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特征是打制石器的使用，当时还没有农业。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原始农业的出现、陶器的制造、磨光石器的广泛使用以及村落出现、氏族制度的形成等。这些都是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新石器时代结束于距今4000年左右，延续时间长达五六千年之久。新石器文化遍布中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和东南、西南及华北、东北各地。其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大时期，即仰韶文化以前时期(公元前8000～前5000年)、仰韶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时期(公元前5000一前3000年)、龙山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时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

 　　农业、制陶和石器的磨制与钻孔，是新石器时代三大文明成就。

    2．多元的文化发生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化的发生绝不限于“三皇五帝”“一脉”相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两大流域之外的广大周边地区，都有古老文化遗址发现，而且相互间存在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与交融。上个世纪有的学者依据考古，曾将远古文明的分布划分为七大区域，或六大区系。在此之前，已经有些敏锐的学者，依据文献记载把上古文化划分为炎黄、东夷、苗蛮三大区域。20世纪考古发掘证明，三大区域实际是远古更加多元的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

    然而，上古文化虽说多元，但是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国家如夏、商两代，却只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的。

    二、传说时代的文化线索

    “三皇五帝”是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三皇”人物极不确定，但他们的共同处都是文化发明者，如神农氏发明农业，有巢氏发明居室等。“五帝”的人物则有相当的确定性。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五帝的谱系是黄帝、颛顼、高辛、尧、舜。

尧舜时代著名的故事是“尧舜禅让”，但是另—件事情同样重要，那就是《史记》所说的“乃命羲和敬顺昊天”。内容是派人到四方去测量一年的四季的至点，将一年确定为366日，并“以闰月正四时”，以便“敬授民时”。

    三、夏、商、西周：族群代兴历史的结束与统一化文明进程的开始

    从夏代起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从夏初一直到周人建国之前，历史的显著特征是族群的代兴。

    1．尚忠的夏文化

    夏是我国第一代王朝，时间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历时近五百年。考古发掘出“二里头文化”遗址，是认识夏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礼记·表记》说：“夏道遵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遵命”、  “近人”而“远鬼神”，即所谓的“夏上(尚)忠”。什么是“忠”道?从鲧、禹治水的故事，可以略作推测。鲧因治水不当被治罪，而禹仍然恪尽职命，劳形天下，这就是忠。所以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说：“夏时所尚之忠……谓居职任事者，当竭心尽力求利于人而已。”

    2．商代文化的宗教特征

    商朝始建于公元前17世纪初至公元前11世纪中期，共历17世31王。以盘庚迁殷为界，商朝历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都城多迁移，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盘庚迁殷后，在河南北部安阳平原建立起政治中心，由此迅速走向强大，在武丁时期达到鼎盛。

　　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发掘出土，堪称20世纪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而这些发现，都与殷商宗教生活有关。与夏人“远鬼神”的态度大异其趣，《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此说与考古所呈现的商代文化总貌相符。甲骨文显示，殷人生活几乎无事不卜。察殷人“尊神”“事鬼”的起源，与其早期经历不无关系。传说虞舜时代，商的祖先契负责“和合五教”，实际就是帝颛顼“绝地天通”时的“火正属民”之官，与宗教活动十分密切。商汤因天下大旱曾“以身为牺牲”，“祷于桑林”，显示着王与巫师身份的相叠，特别是伊尹流放大甲于桐宫的记载，更表明神权在商代的尊崇。据陈梦家研究，甲骨文中“尹”的意思是巫师之长。(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巫师在商朝政治中占有崇高地位的，伊尹并非特例。

　　自五帝时期以来，宗教崇拜大体有超自然神、天地神祗和祖先神三大分野，好鬼神的殷商人自然会全盘继承。但研究显示，商朝力量越是强大，祖先神灵祭祀越占据主要地位。

    3．西周：统一文化历程的开始

  　公元前11世纪的中叶，周武王及其主要同盟，联合八百“不期而会”的诸侯，在短暂的时间里就灭掉了残暴的商纣政权。在这场重大的“革命”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据《逸周书》及《史记》的记载，灭商之时，周武王曾登高眺望商邑，他看到商朝政权虽然灭亡，但众多的殷商遗民还在。如何巩固周家统治?“自夜不寐”的周武王向周公旦提出在商族聚集地区，建立政治宗教中心以稳固政权的措施。实际上，灭商之时周武王就“褒封”了五帝的后人，并以“纵马华山”、“振兵释旅”的仪式，向天下人做出永不以兵戈相待的表示。(见《史记·周本纪》)这虽说是仪式，但一个用武力消灭了敌国的领袖，却做着这样的姿态，其间是有着政治观念转变的。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分封制即肇端于此。

    (1)分封制与统一化的文明进程

    西周建立后，把大批同姓贵族和异姓亲信赐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家，史称封建；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就是分封制。分封制的实施主要在周初，以后陆续也有，一直到晚期的宣王朝。分封的目的是捍卫周家的天下，分封下的国家大小不同、等级各异。诸侯国以周室同姓为多，异姓较少。主要的封国有鲁、卫、晋、齐等。周朝还把部分商人的后代封到宋国，把夏朝之后封到杞，称“二王之后”。

    分封制的实施有以下特点和意义：第一，作为一种制度，分封实际承认了包括商人在内的异族人生存的权利。第二，旨在维护王室的统治分封，实际形成的是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第三，分封制是一个激发历史创造力的制度。在周初异姓族群林立的情况下，每一个分封出去的国家，必须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开辟生存空间。这就必须因地制宜地去寻求自己发展的道路。分封制超出制度本身的意义，是多姿多彩的上古文化局面的开辟。到春秋战国时期，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重新汇集、相互吸收，激荡出灿烂的“百家”文化。

(2)农耕文化方向的抉择

    周人极端重视农业。但是考察周人的重农，他们不是仅把农耕当做简单的生产行为，而是赋予它以某种“政道”含义。在周初文献《尚书·无逸》中，周公赋予农耕活动两方面的政治含义：一是继承传统───稼穑之事是周家“王业”之所起，一是可以防止贵族像商朝的上层那样腐化。与周公的重农相应，《诗经》、《周颂》和《大雅》、《小雅》中，保存着大量农事典礼的诗篇，体现着一个时代对农事活动的重视。

    然而，农耕作为一种政道，还有它更深刻的内涵。农事活动关乎民人的和睦与道德的俭朴，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在一个宗法社会里，共同的农事劳作，不仅生产人食用的粮食和贡献给共同祖先的祭品，同时也维系着宗族的社会关系。所以每一次周王的亲耕仪式，实际都是在宣示附着在农事活动之上的意义，同时也是对民人进行的传统教育。农事在周人的精神观念中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生计，它有许多额外的功用。所以，据记载，周人允许殷商遗民去经商，而周人的子孙则不行。这势必造成行商是—种“贱业”的概念。农耕在西周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都是经济的主要部分，周人高度重视农业，对推动中国农业的发展也的确有大的作用。但是当周人把农耕与周家的“王业”连在一起，用复杂的观念去看待农耕事业时，农耕事业就不再简单地是一种生业，它有了某种光圈，变得很神圣。因此重视农耕即意味着对商业、手工业等其他生业的排斥。中国数千年来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不能仅从自然条件来说明这一点。在农业发展的前提下，未必不能有高度发展的商业和手工业。清一色农耕形态的形成，实际与几千年来盛行的“重农主义”大有关系。而以抑制商业、手工业为内容的“重农主义”正可以在西周的农耕政道中，找到它最早的根芽。

    四、春秋战国：文化观念的原创时代

    公元前771年，西周的最后一代王幽王被犬戎所杀，西周结束。第二年周平王率众迁都雒邑，开始了历时500余年的东周时代。以公元前476年为界，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前后两期；战国结束于秦朝统一。

    春秋战国的历史大势，可从两方面去看：一是诸侯国之间的混战和兼并，目的在争夺周王室失落的王权。这又引发了各国在君主主持下的变法，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大思考、大争论，构成“百家争鸣”最重要的部分。另一方面是民力的大发展。各国为强权竞争，有意刺激本国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列国林立，加之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大增，为民间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工矿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隙、机会和条件。民力发育激发出的思想意识，也是“百家争鸣”极其宝贵的部分。

百家争鸣横贯春秋战国，但也有前后的变化。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更像学者、教师，他们或是宁静地思考，或是广招门徒。春秋时的思想家，老子像学者，孔子、墨子像老师。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更像辩士，他们的思想基础一般在春秋时业经前辈创立，他们的作为是在学派间的争论中，捍卫并发展本学派的主张。所以前期的著作多是对老师或创始人思想的语录，后期则多争辩的论说。另一点和深化自己的理论，努力适应着社会的要求。学派与学派之间也不断她在相互争鸣中相互吸收、相互影响。

百家争鸣中的思想流派，据汉代总结，有所谓“九流十家”之说，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刑名家等派别。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儒学的文化背景是鲁国礼乐文明。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含义在孔子的言论中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但通观《论语》及其他儒家文献，“仁者，人也”的说法最为基本。“他人也是人”，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是“仁者，人也”的最基本的要求。这句话施之于为政者，是要求不要只顾自己和自己的宗族，而要公正地对待他人；施之于日常的为人，则是尊重他人，把别人当人看。孔子也很看重“礼”，并反对把“礼”看成“钟鼓玉帛”的形式，而是维系社会和谐、上下关系的保障物，实际也关乎人的生存，所以他强调人们应当用真诚之心去尊礼。“人而不仁如礼何”即是这样的意思。梁启超说诸子之学意在“救时之弊”，孔子也不例外。但生在礼仪之邦的孔子，他的“救弊”更偏向以治心的办法改善社会、人伦。因此他特别强调为政者的道德感化力，如果上层人物以仁道治理社会，就会像天上的北辰那样，成为世人道德的方向。孔子“仁”的观点，由孟子发展而为“仁政”，就是要求君主“制民之产”，如“五亩之宅树之桑”等等。孟子面对的现实与孔子不同。孔子时代是旧贵族普遍地堕落，而孟子面对的是残暴嗜杀的新贵，所以“救弊”方略有不这是儒家学说中“救时弊”的内容，它基本是后代描绘社会蓝图的价值尺度，也是思想家社会批判的思想武器。

儒家学说还有关于人生理想的内容。孔子不谈超越形上问题，这方面的内容，在《中庸》和《孟子》两部书里，得到充分的展开。用仁道仁心善待他人就是道德就是善，这种善、道德力量的根源来自哪里?这是儒家形上之学所关心的问题。儒家认为这根源于“天地之大德”。在《中庸》里，儒家用“为物不贰，生物不测”将宇宙天地描述成一种“生生之道”，而《孟子》则反复论说了人如何能在道德上与天地合一的问题。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即人是天地创生的，含有天地之德。但这种德，只是一种根芽，需要加以培养，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最终成贤成圣。这就是儒家“修身”之学，《孟子》中讲得很多。另一部儒家重要的典籍是《大学》，认为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从“修身”开始，一直到“治国”、 “平天下”。儒家的人生哲学，是伦理的也是宗教的，对中国人的人生观有莫大的影响。

道家对中国人的影响与儒家旗鼓相当。儒家讲究积极人世，道家讲究超然物外；儒家的影响在道德、在世功，道家的影响在超脱、在艺术。道家思想的出现可能要早于儒家。先秦道家重要的人物是老子、庄子，需要注意的是老、庄之间在思想倾向上有相当大的差异。

庄子哲学的宗旨重在个体精神解放，这种宗旨的最高表现是“逍遥”，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庄子的解放，是主观形态的解放，他并不否认矛盾，他只是强调主观上对矛盾的摆脱；他也不否认客观现实，只是强调超越的生活。摆脱、超越的方法就是“齐物”，即避免用是非、大小、好坏等主观倾向看外物，实际也就是打破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限制。老子“无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到庄子这里改造为对世界的态度。庄子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对生活中各种欺压、纷争、污浊，有着深切的感受和极端的无奈。因此他的人生哲学特别容易为后代那些现实的失败者所接受。庄子哲学积极的影响在于艺术精神的培养。他那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特别能涤荡人的心胸，以审美的意态观照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有重要的影响。  

　　法家在先秦明显分前后两期。法家的兴起与春秋战国之际政权的交替有关。早期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齐国的管仲，魏国的李悝，以及在楚国、秦国变法的吴起、商鞅等。他们试图对宗法社会的旧结构及礼法习惯有所革除，目的在富国强兵。据《商君书》及《管子》记载，早期“法”的精义是“尚公义”，即建立普遍的法度，上约君主，下约民众，以一种公平的法度治理国家。后期的法家越来越变为君主集权专制的阴谋术。后期法家的集大成人物是韩非子，他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结合在一起，发展一套专门为君主权力斗争服务的法术之学。在“法”的方面，后期法家使“下约民”的一面畸形发展，主张对民众严刑峻法，所谓“以杀去杀，以刑去刑”。法家理论对后代中国政治影响极大，负面作用极深。

    墨家学派产生于春秋时期，创始人墨翟据说曾受过孔子的影响，但在《墨子》一书中，墨家攻击孔子不遗余力。个中原因应从这个学派成员的社会身份去找。墨子是位手工业者，他的学生，既是他劳动技能的徒弟，又是他思想的传人；劳动的协作，使这个学派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尚同”、“尚贤”、“节用“、“非乐”等。“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即不分差等、不分亲疏远近地互爱互利。这主要是针对统阶级的兼并战争，所以又与“非攻”的思想密切相关。“尚同”强调治理天下要统一社会意志，有人说这是提倡专制，是不符合家思想实际的。因为“尚同”的前提是“尚贤”。保护民利，是墨子思想的主要倾向。墨子学派的出现本身，是那个时代私有生产大发展的结果，标志着私营劳动阶层已经开始有思想的代言人。在当时没有哪个学派能像墨家那样，完全以劳动者的出身、站在私有生产者的立场上，向上层社会申明自己的利益，捍卫自己的财产。诚然这个学派有他的局限，但那是它刚刚兴起时的幼稚；尽管幼稚，也显示出它独具的气魄。像“选贤”做“天子”的想法，就不是其他学派敢提出的。这个学派在问世不久即遭到灭绝，实在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百家争鸣能有这样的思想流派的出现，正是其后代思想运动难以企及的地方。墨家发展到战国时期，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逻辑和科技方面有不少发明创造。

    阴阳家以战国时期的邹衍为代表。这个学派渊源古老。邹衍还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五德终始”说，解释朝代的变更，对当时的诸侯有很大的震骇作用。阴阳家的理论对后世中国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都有很深的影响。董仲舒用它来解释《春秋》，建立了“天人感应”说，而民间的各种禁忌迷信，也多为阴阳五行思维方式下的产物。

　　名家又称刑名家，创始人是春秋时代郑国的邓析，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公孙龙、惠施，后期的墨家学派及庄子的某些理论，与这个学派也有密切关系。可见名家思想在当时的发展势头。邓析当年专门帮人诉讼，“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用辩术取胜，到公孙龙、惠施则有所谓“离坚白”、“合同异”之争，涉及的是事物的概念与实际(即“名”与“实”)的关系问题，有很强烈的思辩色彩。这一派的学说也是随着战国的结束而消失了，随着近代西方哲学的输入，人们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

　　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高峰，所创立的各种观念对后世文化发生过最深刻的影响。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