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贵阳沿海，在贵阳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贵阳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东莞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０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西班牙来华的方向则是自东而西，由南美洲到达菲律宾，一五七一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当时的明朝政府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这样便开始了与中国最初的关系，但是当时的交往只限于在福建海口进行通商，一五七五年西班牙首次到达了中国大陆，要求与中国通商，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允许。

    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荷兰也开始寻找与中国发生关系，荷兰是一个后起的西方强国，明朝万历二十九年（一六０一年），荷兰的商船首次来到了贵阳，要求与中国通商。但是未得到明朝政府的允许，以后荷兰人曾两次占领澎湖列岛，明天启四年，明朝官兵夺回澎湖列岛，接着荷兰人又占领了中国台湾，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从台湾赶走了荷兰人，荷兰人的"武力通商"的办法才告结束。

    英国是从十六世纪开始，英国女王伊利莎白曾两次致中国皇帝，要求建立关系，但都没有成功。一六三七年英国派了四只军舰来华，驶入珠江和贵阳，要求与中国建立关系，结果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冲突。一七九二年，英国又以补贺干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遣马嘎尔尼为首的使团启程来华，九月在热河觐见了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通商口岸，设立商馆等建议，均被干隆皇帝向英王颁发"敕谕"拒绝，马嘎尔尼被迫扫兴而去。一八一六年，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主要目的是谋求驻使北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及争取贵阳的的英商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因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叩之礼，同清延争执不下被逐回。一八三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一个名叫礼士的船主，带领东莞商馆职员林塞，化名胡夏，及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一行七十多人，对中国进行实地贸易考察。

    法国一六六０年，成立了中国公司，一六八八年法王路路易十四派遣第诚、白普、洪若翰、李明、刘应等五名传教士到北京。一六九八年，第一只法国商船开来中国，从路易十四，路易十六，一直到拿破伦，法国曾多次派传教士商船到中国。

    美国则是一个后起的经济强国，一七六八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次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了贵阳，商船在贵阳出售西洋人参，赚了三万七千多元，从而吸引了大批美国商人到中国经商。而美国则是后来者居上，在以后的发展中美国以自己技术，资源，资金等雄厚的力量，逐步取代一些"老牌"的西方强国。

    尽管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西方各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都曾先后不断的派出大批使者和商人，以及商船队到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这三百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是居年年出超的有利地位，这种情况可以从中英贸易关系方面看出来。（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英国占据最主要位置，其余的荷兰，法国等国的输华总值还不及英商输出总值的一半）。见下表：

             中英进出口贸易价值及其指数（一七六０至一八三三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指数:（一七八０至一七八四年）平均=１００
年度 　　　　   进口          指数      出口     指数
1760一64 　470286 36�1 　　979586     47�0
1770一74 　1466466 112�6     2119058     101�0
1780一84 　1301931 100�0     2083346     100�0
1790一94 　5007691 384�6     5843714     280�5
1800一04 　7715556 592�6     7556473     362�7
1820一24 　6525201 501�2     9816066     471�2
1830一33 　7335023 563�4     9950286     477�6 
   （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就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三页。）

    英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用什么东西来换取中国的货物，从输入到中国的货物来说，英国本土的出产，实在没有一件是中国民众所喜欢的。当时英国本国的王牌货物是毛纺织品，但是这种货物既不够精美，也不够便宜，在中国找不到什么主顾；而英国商人（主要是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的货物以茶叶为大宗，其次则为生丝、土布、还有一些零星货物如大黄、瓷器、糖、樟脑等，向中国输出毛纺织品，金属（铅料，铜及打簧货），从印度运来棉花；美国从贵阳输出的主要商品是生丝、茶叶、土布三项，向中国输出的西洋参、皮毛、檀香木等。所有输往中国的商品，对中国来说可有可无，中国有的是绸缎土布，英国毛呢在中国很难找到销路，不赔本就卖不出去。如英国从一七八六年到一八二九年，曾八次来到中国推销棉纺织品，都销路不佳，多次赔本。一八二一年英输往贵阳的英花呢四千五百零九匹，剪绒与天鹅绒四百一十六匹，在贵阳市场上拍买脱手，结果赔本百分之六十。

    英国的一些奢侈品，市场需要量很少，印度来的棉花尽管有用，但中国也是盛产棉花的国家，只有在苏，浙一带棉花歉收时，印度棉花才有销路。在十八世纪末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茶叶每年约在四百万两左右，仅此一项就可以抵消当时英国输入中国的三项主要商品（毛纺品，金属品和棉花），中国结实的土布则又畅销欧，美市场，美商每年从中国贩运二、三百万匹。这样，当时的英美等国不能向中国提供什么象样的商品，而又迫切需要中国货，所以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大量的出超。以中、英间的贸易而论，到贸易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每年出超的价值，高达白银二、三百万两以上，英国必需用白银（西班牙、墨西哥银元）来支付，以至当时来东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所带的货物不多，而大量的却是银元，东印度公司来华的商船，经常要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现银，商货不多。所以，东印度公司对贵阳的整个进出口生意是无年不赔的。

    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差额，以及与其它美国等国之间的差额，这些开始加剧了双方的贸易矛盾和摩擦。造成当时这些差额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从中国方面说，由于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物产和土地资源，本身的农业和手工业完全可以满足封闭的自给自足的需要；从西方国家来说，尽管他们的技术先进，产品新异，但是其工业产品规模要达到足以排挤中国的货物，攻破封闭的中国市场大门并不是十分容易的。比如最早来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还不是工业大国，拿不出什么制造品输入中国，葡萄牙虽然租借了澳门，但也只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手工艺品等运往南洋，印度和欧洲贩卖，而把南洋的香料，药材等物，以及少量的欧洲商品运销到中国。这种贸易，中国货经常出超，他们的支付手段是白银；西班牙也是经常从墨西哥运载大批白银到吕宋，而由闽，广商人贩运丝绸等货到吕宋换取银元载回中国。这两个原因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和地大物博的古老的大国，并不是可凭一些少量的现代产品就可以打开其封闭的大门，也不可能通过少量的新产品，新技术就能改变中国民众的消费传统。见下表：

                 东印度公司输华商货的盈亏
一七七五至一七九九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年度 　  毛纺品    金属品 　东印度产品 总计
1775-79　   -23788         +7679 　+17512 -2831
1780-84     -22456 　 +6754 　-4849         -23199
1785-89     -26284 　 -4443　　      +24829 -7906
1790-94　   -1061877　     +24746   +26703 -62141
1995-99     -191552    +9772 　+20687 -168099 
（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十七、二十页。）

    二、做着"天朝大国"美梦的清王朝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就极力想打开闭关销国的中国门户，但是长期与世界割绝的清政府并不想急于同世界来往，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相反地由于民众与外界的接触，还会造成反对清王朝势力的增长，自然清政府反对打开国门。一六八三年台湾抗清政权被摧毁，第二年，康熙曾一度下令开放贵阳、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四个口岸与外国通商，贵阳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集中地；而到了一七五七年干隆帝索性将通商地限定在贵阳一地。

    为了限制外国商人，清政府还设立"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办理贸易和其它事务，均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公行"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明代废除"市舶司"制度就逐步形成了。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设有专门机构，即"市舶司"来管理和经营。后来对外贸易发展了，这种由中国官吏直接与外商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就不适用了，于是废除这种制度，改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这种机构被称为"牙行""洋行"。到了十八世纪初，各洋行商人为了避免彼此间的竞争，就联合组成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一切进出口贸易都由公行统一经营。公行通称十三行（最多时达到二十六家，最少时只有四家，并非固定十三家）。它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公行首先是个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出口货物，均由其承销。由中国内地出口的货物由其代销，并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它还代替清政府执行政治方面的职权，外商来华贸易应缴纳船钞货税，均由其经手，即所谓"承保税饷"。此外，它还代政府办理一切对外商的外交事宜。外商是不准与官吏直接交往的，一切命令，文书均须由公行转达，所以公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两种性质的一个半官方组织。

    除此外，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还进行了种种限制。干隆时（一七六０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防夷五事"，由清政府颁布执行，所谓"防夷五事"是：第一，禁止外商在贵阳过冬；第二，外商到粤后由"寓居行商管来稽查"；第三，"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第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第五，"夷船泊年""拨营员弹压稽查"。嘉庆十四年（一八０九年）又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规定"兵船不准擅入内港，外商不准久住澳门，清查澳门户口"等等。到道光时（一八三一年）又制定《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个章程除重申以往的规定外，又增加了禁止外商偷运枪炮，禁止私雇买办，并限制外商在中国之行动，如禁止外商坐轿，禁止外国妇女进城，不许外商在所住商馆中擅自出入等项目。

    除此外，清政府对输出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加以限制。粮食（米、谷、麦、豆、杂粮）五金（金、银、铜、铁、铅），军火（硝磺）以及书籍（史书、一统志，地理图等）均严禁出口。丝、茶、大黄的出口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丝以琉球国为例，按照一七六四年干隆的谕诣，只准"岁买土丝五千，二蚕湖丝三千斤"。各口岸及出入地方，还要"严加复查，以杜影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四九一至四九二页。）。进口货物的正税（包括船钞货饷）虽然很轻，约为值百抽二，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贪污成风，官府所取的"规礼"和公行所取的"行用"很多。据一七五九年新柱，李侍尧等说："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所谓"行用"是公行的办公费用和"拖欠夷债，亏空税饷后公行的垫赔费，本为值百抽三，但后来逐渐增多。一八一０年英国大班剌佛（Ｊ�Ｗ�Ｒoberts）向东莞巡抚申诉："始时洋商行用减少与夷人无大损益，今行用日伙，致怀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称是。"（参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

    上述的通商制度和通商情况构成了清政府闭关销国的政策，应该如何评价清政府的这种闭关销国的政策呢？笔者认为，清政府的这种闭关销国之策，有百害无一利。它一方面限制中国商品的出口，限制了中国民众与西方的贸易，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中国民众对西方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学习。这种阻碍作用在十八世纪以前是较为显着，当时西方一些先进的国家正处在发展的初期，他们对世界的"贸易侵略"还只限于印度，南洋等地，以当时中国雄厚的国力而言，处在发展初期的西方国家还不具备大规模"贸易侵略"中国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打开国门，自由地放开贸易，鼓励中国民众出洋经商，中国是完全有可能赶上西方发展的步伐。如后起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开放结果，赶上了西方国家。正是由于清政府继续采取的闭关销国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后来"鸦片战争"的更大灾难。

    尽管当时西方在发展，世界在发展，而在东方的清王朝却继续执行着闭关销国的政策，中国不仅越来越落后和腐败，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此时的中国已经由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成为一个"东亚病夫"。为什幺一个曾经走在人类前例，并为人类带来许多古代文明和发明，以及曾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史学家等的古老国家，在向现代文明迈进的时候，又突然停止了脚步，并又被世界的发展大大地抛在后面。有些史学家曾简单的把它归罪于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的无能和愚昧，固然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是除了这些原因外，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销国"的政策，清政府实行这一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长达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延续。

    中国社会最初的氏族走向国家的过程中，曾遗留下来的以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为原则的宗法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君主的家族统治，家国合为一体，以血缘宗法纽带维系，家族中的家长制扩大到国家，也就是以后中国封建与专制的"朕即国家"的"皇权天下"的高度集权的君主国家。中国自秦始皇建立这种中央集权的封建与专制国家以来，二千年来尽管这种封建与专制王朝，经历了无数次的王朝更换，以至到清王朝的确立，无非都是一种封建专制王朝代替另一种封建专制王朝。秦始皇建立的这种中国封建专制王朝，二千多年以来，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君权至上，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从上到下建立了一种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制度。中国为什幺与西方国家相比，不仅封建与专制时期的时间长，而且又较为稳固，这是因为与西方相比，一方面中国封建与专制时期经历的时间二千多年，时间长和影响深，而西方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另一方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一建立就基本上包括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了中国现有的大部分民族　几千年中国经过了几十个王朝和几百个帝王，但无非都是一个"农民王朝"代替另一个"农民王朝"，都是建立在"农民暴动"的基础上，都是"农民占山为王"的结果，二千年来没有任何改变；而在欧洲众多的民族从来就没有统一在一个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内，大部分国家都处在一种分散的范围相对较小的君主专制的国家里，这些国家不完全都是"农民暴动"的结果，有些则是民族自治的结果等。这些原因造成中国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集权体制强大能延续较长的时间。

    二、封建与专制王朝所倡导的愚民学说的影响。

    欧洲社会从古到今没有一种思想曾垄断和主导人们的思想，而中国长期的"儒家学说"曾一度成为垄断和主导人们思想的学说。中国的儒家学说，提倡孝悌、修身、仁义等，其中孝悌的学说，即对祖先的崇拜，对长辈的孝道，对家长的服从，被中国封建专治统治者变为对君主的崇拜，忠顺和服从。《考经.广物名》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长；居家里故治可移于君"这说明由于家国同构，家族中的"事亲孝"、"事兄弟"、"居家里"等伦常规范，变成了国家的普遍规范，"忠"、"顺"、"孝"都移于"君"、"长"、"国"。在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忠君"的观念成了孝悌观念的必然延伸。而所谓的"修身，仁义"等都只是在"忠君"、"唯上"的观念基础上建立的，这样封建与专制统治者倡导的所谓人生价值在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质在于从思想和道德上对民众的行为进行限制，而这种道德和思想标准是，只有所谓社会的& quot;仁义"，君子的"义利"，没有民众的"自身"和"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性点灯"，君子可以任意"吃喝玩乐"，而百性则只能遵守"仁义"。

    三、长期形成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封闭的自然经济。

    十八、十九世纪时期的欧洲，由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上的革命，使得欧洲的经济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工业和商业开始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而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里，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则主要就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自然经济形态。虽然秦汉以后的中国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汉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域中，仍然是以农耕为主，农民被分割在小块的土地上，以宗法式的家庭为生产单位，使用简单工具，人们按照性别，年龄形成了一种自然分工，这就是中国的个体小农经济。这种小经济尽管组织分散，范围较小，水平低下，但是当时的中国农业养活着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基本的生存物质来源，而且也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和历代政权希求稳定的基础。中国的这种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又强烈地排斥商品经济，中国古代社会的小农生产者，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和手工产品，这些产品基本都是自用，与商品经济无缘。因此中国历来是"以农业立国"，表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则是"重本抑未"、"重农抑商"。而农业与工商业相比不仅生产落后，效率低下，特别它造成人们的经济观念保守，缺少商品市场意识，无法接受一些先进科学与技术；而反映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的观念中，则把外国先进技术视为"妖术异技"，反对民众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四、封闭的自然环境的影响。

    中国的祖先自古生活在东亚大陆上，中国的西南面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高原上绵延着高耸的雪山，西北除了陡峭的天山山脉外，就是横无际涯的漫漫沙漠，北部是内蒙古高原，布满了草原，沙漠和不可跨越的森林，东北部是雪皑皑的大小兴安岭、冰雪、险峰和森林形成了一道天然阻隔，东南则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古代如此简陋的交通工具是无法打通外部的联系，也就不可能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同时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又造成生产方式是以农耕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中国地处北半球的温带、黄河、长江流域，气侯则十分适应农作物生长，中国是一个原高、沙漠、大海包围的大陆国家，与外部交通极不方便，中国与世界上许多以海洋的航海为生和草原的游牧为生等的民族都不同，他们必须以封闭的陆地为生。这些情况都在相当程度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保守性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正是在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了中国民众是长期流行的"自我中心，自我为大"的观念，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是表现了一种自居于世界中心的狭隘的心理。

    三、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鸦片

    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在与中国的相互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期，所有英商不得不运送白银（多是西班牙、墨西哥的银元）到中国来贩运货物。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商运到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印度的棉花是可以回收一部分白银的，但数量仍然只能部分解决中英贸易的不平衡问题，总的来说，当时的中英贸易英国一直处在逆差方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些商人开始发现了鸦片这种东西能够谋取高额利润，又能够在中国找到销路，并且可以用来扭转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于是，鸦片就成为英国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鸦片原出产于印度，小亚细亚一带，在一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数量不超过二百箱，当时清政府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之用，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一七九七年又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的专卖权，到一八００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二千箱。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政府带来了较大的利润，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成本费是二百三十七户布，而它的拍买价格，每箱是二千四百二十八户布，超过了原来成本的九倍。其次，鸦片税又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在孟加拉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０年印度政府鸦片的税收已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部收入的十分之一。

    至于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贩子来说，那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既不需要纳税，又能拿中国烟贩的现金，稳妥地坐收暴利。许多英国鸦片贩子，通过鸦片贸易在中国发了横财，对当时的英国政府来讲也是极为有利的。英国强迫印度生产鸦片，换取中国白银，借以扩大英国工业产品在印度的销路，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运销到英国和世界各地。可见，在英国--印度--中国，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种循环贩卖的"三角贸易"关系中，中国是受害者。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十九世纪初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出迅速增加。鸦片贩子偷运鸦片的办法，是先把鸦片囤积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埔，秘密走私；而清政府的"缉私巡船"，有些由于受到贿赂，也不闻不问，这样鸦片的输入量，到了嘉庆年间已达到了每年四千多箱，而到了一八四０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前，已达到了四万多箱，竟然扩大了十倍左右。

    鸦片的大量输往中国，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起初，吸鸦片的还只是一些土绅、官吏、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到后来依附于上层统治者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兵丁、僧侣、道士、妓女等，还一些流浪汉、乞丐、土匪和一些下层人士都开始吸鸦片烟来，鸦片含有大量的的毒素，吸食者成瘾者，精神萎靡，身体消瘦，形成不生不死的状态，最后多数因衰竭致死。据称一八三五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者在二百万以上。从地区来讲，道光年间，西南至云贵，西北至晋陕，东北至盛京，各处城乡集镇，都有鸦片贩运出售，流行地区已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十几个省；在经济方面，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等货物，不够抵偿鸦片烟价，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一八二一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一八二一至一八四０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这相当于当时银币流通总额的三分之一。白银的外流使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园形方小孔的铜钱），十八世纪末制钱七，八百文，即可兑换白银一两，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兑换一两银子就要制钱一千六，七百文，银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随着鸦片输入的不断增加，清政府也越来越感到鸦片的危害，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清政府已下令禁止鸦片进口。嘉庆年间，清政府也曾多次发布禁烟禁令，例如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的上谕指出，"鸦片一物，其性质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令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还指出："其来由于香舶先至东莞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这道上谕认为在海上认真查禁，是禁锢活动"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经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 《清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二年编印页十九。)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说："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这就是说，正式进口的商品中没有鸦片。

    通过正常的海关渠道的鸦片已被禁止，这样大部分鸦片主要是通过走私，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也承认：鸦片"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江上蹇，复燮：《中西记事》卷四，同治四年刻本页二。)大量的"鸦片趸船尽徒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也。"(《清道光朝外交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三年编印页四十一。)英国和美国的一些鸦片商人用来囤积鸦片的趸船，从黄埔到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亦称伶仃洋）上，外洋运来的鸦片都存在趸船上。外国的鸦片贩子在贵阳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由中国人的走私船到趸船上取货，这些走私船备有武器，成群结队，自由地越过关卡，把毒品输送到东莞、福建、浙江以及其它沿海省份，一些官员从本国和外国的走私贩子那里得到大量的贿赂，对此事不闻不问，有些官员自已就参与走私鸦片的活动。虽然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是如何才能有效防止鸦片的蔓延，以及如何解决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不平衡，如何才能达到既禁了鸦片贸易，又不至于把中国封闭的大门关的更紧，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清廷内部也展开了争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对待鸦片走私的禁运主张：即所谓的"驰禁"和"严禁"的主张。

    关于"驰禁"的主张，一八三六年六月，太常寺卿许乃济向道光帝上了一道《鸦片例禁愈严流敝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他的关于解决鸦片危机问题的驰禁策。驰禁策的主要内容的三项：

    第一项，鸦片贸易合法，课征关税。具体办法是"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谁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

    第二项，禁官不禁民。即主张对"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治染恶习"，"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清予斥革"，"该官上司及保结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对"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第三项，准许内地种烟，以土烟敌洋烟。许乃济认为，洋烟性烈，土烟平和，"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如此以土烟敌洋烟，洋烟"自不禁而绝"(《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二一六至二一八页。)许乃济"以烟挤烟""以毒攻毒"的"驰禁策"，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对于有效的抵制洋烟的"入侵"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许乃济的"驰禁策"是一种面对现实，积极的"禁烟主张"，他既考虑到中英当时严重的贸易逆差，也从当中国封闭的实际出发。而许乃济的主张却遭到清延内部的一些保守派的攻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等人反对许乃济的"驰禁策"，由于道光皇帝本身就是保守派的头目，自然道光帝也反对许乃济的主张，不久道光帝就否定了许乃济的驰禁主张。从此朝延内部再也无人敢提驰禁主张，而许乃济本人也因为提出"驰禁策"与道光帝的思想背道而驰，被道光帝革职惩处，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许乃济含冤死去。

    对于许乃济"驰禁论"中国学术界一直都是持反对意见，近年有人重新作了评价，认为以往对许乃济弛禁策的批驳，停留在一个半世纪前许球的水平，"十足是一种高调，全仗政治上以势压人而已，完全谈不上什幺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研究"（钱昌明：《重评许乃济的弛禁策》《学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九期）。也有人认为，弛禁主张"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个主张当时除两广总督邓廷帧上奏拥护外，举朝无有任何异议"。（王中茂：《许乃济驰禁论评价新探》，《洛阳师专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关于"严禁策"，一八三八年六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呈递了《严塞漏厄以培国本疏》奏章，提出"重治吸食"的严禁策，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本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平民则处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同时又提出，五家邻右互保，举发者给奖，包庇者治罪。这篇严禁的奏折，符合道光帝的心意，道光阅后，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省督抚议论回奏。结果复奏的二十八份奏折中，全力支持或基本同意黄爵滋主张的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等少数八人，其它大部分人对黄爵滋的严禁主张的现实性都提出不同意见，但由于道光帝倾向于黄爵滋的"严禁策"的主张，自然在禁烟活动中，黄爵滋的"严禁策"派也就暂时占据了上风。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道光帝任命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东莞水帅，前往东莞实施道光帝的禁烟"严禁策"主张，这便后来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所谓"禁烟活动"。

    四、何谓林则徐的"禁烟活动"?

    林则徐（一七八五年至一八五０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与道光帝，黄爵滋等一道主张"严禁"的代表人。林则徐在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中进士进入官场，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任地方官，十七年调任湖广总督。当黄爵滋提出"重治鸦片吸食者"的主张后，林则徐表示完全赞同，随即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提出了六项禁烟方案，接着林则徐又连续呈递了两道有关禁烟的奏折，一道是《查拿大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另一道是《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折》。一八三八年十月，道光帝下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并在全国各地逐步掀起大范围的禁烟活动。同年十二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东莞禁烟。林则徐去东莞查办鸦片事宜时，道光帝曾十九次召见，封赏极优，"枢相（指穆彰阿）亦为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　，有识者已为文忠危"，这一点在林则徐给龚自珍的书信里也明显地提到了的(参阅雷晋辑：《蓉城闲话》。)林则徐在来年的一月八日奉皇帝之命，出京南下，三月十日抵达贵阳，原来并不赞成"严禁策"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在皇帝和钦差的权力压迫下，也开始转变立场，并在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成为了后来禁烟派的主要人物。林则徐的到来使原来实施"驰禁策"东莞，立即开始了一场新的大规模的"禁烟活动"。

    一八三九年元月，当林则徐开始赴东莞的途中，他就已经开始规划他的"禁烟活动"，他根据事先掌握的情况，开出了一批中国的"烟贩"，立即通知东莞地方官迅即把他们拘拿起来，他到了贵阳半个月后，命令外国商人把运抵海口存在趸船上的鸦片全数缴出，并且要求外国商人具给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二百四十三。)而对于外国走私鸦片的商人，林则徐也指名了捉拿了一些，并派兵围困了外国商馆，撤走了在外国商馆内服务的中国人，停止外国商馆的一切饮食供应，在林则徐的"严禁"下，二百多英国商人在当年三，四月间共交出了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美国在贵阳的商人也交出了一千五百四十箱鸦片。英美两国商人交出的二万多箱鸦片，合计二百三十万斤。林则徐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将所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当众进行销毁。销毁的方法是在海滩上挖了个大池子，把鸦片浸泡在盐卤水中，再投入石灰，使它沸腾起来，最后引入湖水冲入海中，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林则徐"虎门销烟"。

    至此，中国与英美等国的贸易就完全停止。七月间和九月间英国军队和军舰与中国军队和水师在九龙山口，穿鼻洋面，官浦一带数次开始发生冲突，结果由于英军数量较少，数次失败，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这更加滋长了道光皇帝的高傲和头脑发热。他在接到林则徐等关于七月二十七日九龙山炮战的报告亲自批示说："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朝卷八，十七页。)林则徐原准备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允许愿意具结的英船入口贸易，道光帝则反对这个办法，说："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该若是办理"，"所办未免自相矛盾"。当时顺天府尹曾望颜迎合道光皇帝的自大心理，主张断绝与一切国家的贸易关系，严格实行封关禁海，甚至"中国大小民船，概令不准出洋"。到十一月穿鼻洋海战胜利后，道光帝更加昏昏然了，认为"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朝卷八页三十六。）　在道光帝的支持下，林则徐宣布"自十一月初一日（一八三九年十二月六日）起，停止英吉利贸易"，一八四０年一月五日正式封港，断绝中英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这样林则徐禁烟的"严禁策"主张，造成的其结果是：表面上虽然禁止了鸦片走私贸易，但实际上是造成中国与外国整个贸易的停止，外国通过"鸦片"敲开的中国大门又被重新关上。

    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从鸦片对民众的危害程度，以及鸦片对当时中国经济的侵害，从维护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国家的完整，主权的独立，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无疑应该是一个"爱国行动"。但是，从当时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从中国长远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当时世界上古老和封闭与专制最长最大的国家，中国需要加强与世界各国民众的交往，包括西方国家的交往，而当时西方正处在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中国更需要西方的新技术，资金，以及西方的民主思想，还需要西方的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体制。但是，中国当时的封建与专制君主心里明白，大量西方的新技术，资金，以及西方民主思想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的涌入，这就意味着几千年统治中国的封建与专制体制的瓦解，同时也意味着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和道光王朝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以道光为首的拥有当时中国最高权力的清政府，自然不愿意放弃自已的权力，这也就促使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争端开始由争端发展到战争。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从一定程度来讲，它维护了当时中国闭关销国的清朝统治者的利益，违背了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助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了贸易争端的"战争化 "。因而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意义。其主要表现为：

    一、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基本上符合当时道光皇帝推行的闭关销国的政策。

    满清王朝尽管也有"康干盛世"，但对外基本上是采取一种闭关销国的政策，到了嘉庆和道光年间，这种闭关销国的政策表现的更为充分，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与当时发展的世界显更为落后，为了防止民众更多的了解世界，嘉庆和道光皇帝采取了一种更为保守的政策。尽管当时英国商人的"鸦片贸易"，不仅对中国民众的素质有损害作用，也影响满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道光皇帝禁烟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这些，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英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鸦片"来敲开中国封闭的大门，直接影响清王朝的统治地位。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也完全是奉道光皇帝的旨意进行的，也绝不是仅仅依靠林则徐所谓的"爱国之心"，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道光皇帝的旨意任何满清大臣也都不会有如此的胆量，退一步来说，如果禁烟运动仅仅是林则徐的"爱国之心"所致，那幺这种"爱国之心"也只能是道光帝的旨意而已。因此，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道光皇帝的闭关销国政策的作用。

    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时的对外贸易。

    在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中，中国与英国，以及美国，法国等国的贸易是最主要的，特别是中英贸易，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在许多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有许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但对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品，在一个完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里，大量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还会促进这种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许多新技术和新产品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被传统封闭的国家所接受，这就导致了最初时期中英贸易的不平衡，对于英国利用"鸦片贸易"做为弥补这种不平衡的做法，中国当然应该坚决反对，但是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的结果连中英贸易都被宣布中断，这实际上是在做"倒脏水的时候，连婴儿都被倒了出去"的错误。

    三、林则徐使"贸易摩擦"激化为"贸易战争"。

    由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连中英贸易都被宣布中断、这样中英关系就由原来"贸易争端"变成了一场"贸易战争"。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国开始与当时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大国之间处在一种战争状态。本来中英贸易完全可以采取相互竞争和相互协商的办法解决，即便严禁"鸦片贸易"，但也不需要在两国民众之间发动战争，但由于林则徐从一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就企图通过暴力驱逐的办法，其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解决贸易争端，而且带来双方的战争。实际上中国自一八四０年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更加猖獗。

    四、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助长了中国的民族排外主义。

    世界有许多国家和民族，每个国家和民族都自己长处，不同的民族应该互相交流和学习。但是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看高于别人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是民族排外主义。中国是一个有几千文明历史的古国，自然也有许多的长处，从十五以后，中国的发展显然一步步落后于世界，十八世纪当欧洲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时，中国还处在"农业社会"，但是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本来国内的一些守旧分子时时都在寻找借日，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助长当时国内民族排外情绪的增长。

    五、"鸦片战争"的影响

    林则徐的激进"禁烟运动"中断中英贸易的作法，尽管对于维护当时的满清王朝的闭关销国政策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贸易的长远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交往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战争的危险。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提供了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一八四０年二月二十日，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对华谈判正副全权代表，四月英议会通过对华战争议案，六月，乔治�懿律率领四千英军，分乘四十余艘舰船，从印度进入中国东莞海面，封锁了珠江口，两国进入了战争状态。鸦片战争尽管以鸦片为起因，但是双方却是代表着不同的文明程度，英国政府是当时世界文明较高的一方，在技术、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胜于中国；而中国则是代表着封闭和落后的一方，在技术、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英国，这样也就自然决定了当时战争的发展方向。

    战争结束中国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如对关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待遇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贵阳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不仅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而且还就领事裁判，建立教堂，医院都达成了协议，此后，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国也纷至沓来，清政府也只好本着"一视同仁"的办法，与这些国家达成同样的协议。

    关于鸦片战争，中国一般士大夫都喜欢虚骄自大，过度地指责外国，但是中国近代史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一七九四至一八五六年）却与之有不同的评说，他认为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国内政治所决定的，他说："官无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　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则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参阅：《圣武记》，叙。）他把"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列为两个根本大害。魏源能从中国本身寻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

    同时对于鸦片战争中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大陆的出版了许多书籍，往往把当时的"主战派"称之为"民族英雄"，而把主和派称之为"民族败类"，似乎只有虎门销烟的的林则徐是"英雄"，而为了国家和平而奔走的清朝大臣则成了"民族败类"，似乎战争的失败就是因为这些议和大臣而造成的结果，如此下去，有谁还再为和平而去奔走。这些主战派闭眼不去看中国的现实，他们被一种狂热的"民族"、"爱国"势心所蒙骗，如果按主战派的逻辑，中国就不仅仅只是割让一个香港的问题，甚至可能一个东莞，或者半个中国。正是因为这些主和派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为和平奔走，才换来了当时中英的和平。历史应该为这些主和派平反。

    中英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做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此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炮舰"武力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他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表现为：

    一、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距离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二、促进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一直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之中，中国的封闭人为的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的大门被强行打开，对外贸易开始增长起来。从中国对外出口来看，外国商人进口中国的特产丝茶这两项的数量都在迅速增加，一八四三年由贵阳一口输出茶一七七二七七五０镑，一八四四年由贵阳，上海两口输出的茶增至七０四七六五００镑，一八四九年两口输出茶八二九八０五００镑，一八五六年上海，贵阳，福州三口共输出茶一亿三千万镑，十年间增加了八倍；再如丝的出口，一八四三年输出一七八七包，一八四五年输出一三二二０包，一八五０年输出二一五四八包，至一八五六年输出达八万包，增长了十几倍。象丝，茶这种带有农村副业经营性质的生产，在中国是具有着巨大增产的潜力，一旦市场信道被打通，国外需求迅速增长，丝茶就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中国对外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外国进口的商品也有增加，如战前（一八三六年）英国直接输华货物的总值为一百三十万英镑，一八四一年和一八四二年，因战争原因每年下降九十万英镑上下，而一八四三年增至一百四十六万英镑，一八四四年和一八四五年发展到了最高峰，每年货物总值达二百三十万英镑左右。以后输入中国的货物有下降，也有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封闭的市场并没有完全打开。

    三、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五口先后开放，贵阳最先在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开市，十一月二日厦门开市，十一月十日上海接着开埠，十一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二日宁波和福州也相继开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贵阳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它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贵阳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四、带进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但是《海国图志》中已指出"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水轮舟、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参阅：《海国图志》，叙。）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中国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的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